伦理圈
基督教伦理敦促世人应像爱上帝一样爱众人。若我们全面考虑一下这句箴言，它又会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他人并非目的，人们爱他并不是为了他，因为他就是他，人们是将此视作一个机会，一个接近另一样东西——上帝——的方式。第三者？不过是接近上帝的台阶罢了。他人所承受的爱并不是给自己的，因为他被爱是为了向造物主说明大家都爱他的所造之物。爱他人，就是爱上帝：这种伦理的实现主要依赖祷告。
这种从词源上来讲“非人的”伦理，针对两类人：一种是可爱之人，他们似乎天生就招人喜欢，对于他们，人们没有必要强迫自己爱他们，爱他们是受到吸引力的驱使，是内在的倾向；另一种人是可恶的，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罪人：轻微的有萨特式的混蛋，严重的有死亡集中营的刽子手，介于其中的还有偶尔的施虐狂，平日里的坏蛋，作恶成性的恶人，刑讯逼供的施刑者以及与负面伦理相关的各种人。爱他们吗？可是为什么呢？
以什么名义，以谁的名义，我们才能在面对一个可憎之人时依然履行爱众人的义务？我们要以什么样的理由让一个受害者去爱害他的人？他跟我一样是上帝的创造物吗？上帝为他铺就的作恶之路是常人不能理解的吗？这套说辞能说服那些笃信基督教废话的人，那其他那些尚未沾染这些谬论的人呢？到底要奇怪反常到什么地步才会提出如此闻所未闻的指示：去爱那些将我们毁灭的施刑者？奥斯维辛正好显示了这一伦理的极限：写在纸上尚且算有趣，但对实际生活来说，毫无意义。
为了反抗这种拒绝人类的上帝伦理，我提出一种“选择性的高雅伦理”。这种伦理所追求的不是神圣，而是智慧。作为对基督教三位一体中荒谬对应关系的反抗，我支持一种几何式的伦理圈，从一个中心点出发，自我——每个人都是自己伦理装置的核心——围绕自己，以同心圆的方式，按照“是否与他建立亲近关系”的各种理由，安排他人在同心圆中的位置。并不存在确定的位置，处于这一空间的每个位置安排都源于自己与他人之间所说的、所做的、所表现出来的、所证实的和所给予的，这些都是关系品质的表现。没有友谊，有的只是友谊的证据；没有爱，有的只是爱的证据；没有恨，有的只是恨的证据；等等。因此，他人的所作所为都可以用算术来计算，通过记录，我们可以将与他人关系的本质简化为：友谊、爱情、温情、同事之情，或者相反的……
这里有两个简单的动作：选择和排斥。一个是离心力，另一个是向心力。一个是排斥至边缘，另一个是靠近自我。这种伦理是积极的、不停歇的，一直在运转，永久地与他人的行为产生联系。因此，他人在我的伦理图表中的位置取决于他的行为。从享乐主义的角度来说，渴望获得他人的欢愉，会激发“靠近自我”的运动；而对他人的不悦一旦被激活，就会引发相反的运动。
如此一来，伦理关乎的似乎更多的是实践而非理论。愉悦的实用主义成了游戏规则。行动——思想、语言和动作——才是原动力。柏拉图式的友谊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其表现，友谊的表现让人靠近，而敌意的表现让人远离。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存在的至上品质：爱、深情、柔情、温情、体贴、敏感、坚韧、大度、礼貌、客气、友善、教养、热心、专注、谦恭、宽厚、奉献，以及其他可以被归到“善”名下的品质。这些美德可以创造卓越的关系，而不足以与过失渐渐远离。
还应补充的是，伦理关乎的是日常生活，是缜密的人际关系纽带上微小的表现，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或架空的概念。伦理将看不见的、难以名状的、最微乎其微的、难以察觉的事物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体的道德标准源于难以感知的事物，好似显微镜下的东西，只有训练有素擅于观察原子变化的眼球才能看到。该装置永远在调节平衡，即便是蝴蝶的一次振翅也会对它造成影响。也就是蝴蝶效应……任何一个人都在他人的装置中以不稳定的方式发展演变；每个人都居于自己装置的中心；所有人的位置都是暂时的。只有密切的伦理联系、殷切的道德关注以及妥当的行为，才能维持一个卓越而稳定的极点。
没有终极审判，也没有以超验形式操控道德问题的力量，更不会有以神圣正义之名在死后遭受的即刻惩罚……在这个内在的伦理中，审判是即时的。在这场永不停止的布朗运动中，上帝不会评判，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会评判，结果只取决于关系。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段关系的瓦解或加固：除了这些具体的表象之外，什么都没有。那就没必要为此去求助某位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