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利己主义者
麦克斯·施蒂纳擅长保护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他明白，面对粗暴的法定权力，单独行动是多么有限。他不能容忍任何阻碍“自我”自由发展的事物，像虔诚的信徒一样，他认为他的“我”就是他的神，因此，他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理念：联合利己主义者。他推崇个体的全面自由，这毫无疑问，但同时他也明白让这样的个体不脱离群体，是十分重要的。过分暴露，对其个体存在本身来说太过危险。
自乔治·索莱尔（Georges Sorel）及其《暴力思考录》以来，人们再也不会忽视神话在政治中的作用。神话不是虚构，不是奇谈，也不是为蠢笨之人炮制的故事，而是理想，是可以主导行动的联邦式乌托邦。对此，我们可以以“国家”“民族”“共和国”为例（还有今天的欧洲），这些理想在成为事实之前，都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被理想激励的人们为实现这些理想原型而奋斗，从而创造出了真实的历史。
各个大洲的绝对自由主义者都在憧憬着全球性政体——除非它已成为现实……——这种全球性政体目前需要适当而有力的回击。首先，要创造一个理性的理想：根茎式反抗，然后是一系列明确的目标——享乐主义政治。这样，我们便有了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方法。这种政治不会再去构建不具操作性的宏大体系，而是要创造无数个精悍的小装置，就像一台完美仪器中某个零件里面的一粒沙。无耻的历史将结束，正派而高效的历史即将来临。
根茎式反抗会在个体领域展开——终其一生都在反抗的典范或各种反抗情景的累加——或者更广泛一些，在集体领域展开，在利己主义者的联盟中展开。人们一旦自发、自愿、刻意地创建了这些可更替的网络，它们就会立刻变得高能有效。这些联盟的行动契约是特定的、双务的、可延续的，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废除。这种力量的累加一定要以形成特定的能量为目标，去阻碍或破坏负面机制。效果一旦产生，联盟就会解体、分化，各个成员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梭罗在其《论公民的不服从》中论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面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机械逻辑时仍有发展空间。大卫和歌利亚的搏斗说明：没有必要在体积上赛过自己的对手，只要比他更狡猾、更具创造性、更聪明和更坚定即可。小人国里的小人们，他们累加聚集在一起的力量，也能成功战胜巨人格列佛。微型关系的扩大，叠加的小型行动的网状扩散，以及自由主义蛛网式的扩张，都可以损坏一个开创已久的机制。
在具体的政治领域，这种协同合作可以展示它是如何效法于上述原则的。工会迷失在它曾扬言要反抗的寡头政治之中，协同合作会将个体的力量聚集成一股统一的行动力量来对抗这种工会。灵活多变、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协同合作，一定会让那些已经有稳固地位的工会停滞不前。反对与现有体制勾结的工会活动，反对那些固执地拒绝一切却从未有任何建树的人或事物，跳出这两个死胡同，协同合作就会在社会领域中塑造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幽灵：人们无法圈定它，它的逻辑是非透明的，人们也不知道该用何种方法收买它。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下，我们便重新找到了费尔南德·贝鲁蒂耶（Fernand Pelloutier）及其信徒的革命性工会运动精神。
享乐主义政治
这种反抗机制凭什么被称作享乐主义呢？再者，真的存在享乐主义政治吗？如果存在，哪一个是？一直以来享乐主义都被负面地评价为是在为个人享乐和利己享乐辩解，与政治毫不相干。这源于对享乐主义历史的不了解，实际上，从伊壁鸠鲁到爱尔维修和边沁，再到斯图尔特·穆勒，享乐主义的历史证明，它确实有集体和团体的一面。
马克思和福柯都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功利主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前者是因为当时在社会领域中的知识和政治的统治性地位；后者是因为其专业的过分延伸——只对单个的敞视监狱展开研究，而没有进行全面的考察，这致使他写下了诟病边沁的蠢话。因为享乐的功利主义远非市井哲学或现代极权政体的产物！对其历史编纂的清洗还应包含一些意料之外的人物：如《古典时代疯狂史》[1]的作者！
作为市井怪人，边沁为了同性恋非罪化而积极抗争——《论男同性恋》（1785！），为少数派——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积极抗争，为动物的应有地位积极抗争（人们对待动物就像不受惩罚的刽子手一样），也为监禁条件的人性化而积极抗争——《全景监狱》（1791）；作为极权制的怪诞创立者，边沁制定了一份目录，记录了宗教造成的危害——《自然宗教》（1822，遗作）指出了政客们说空话套话的癖好——《政治诡辩指南》（1824）……在《义务学》中，他将政治置于伦理的视阈下，提出：任何享乐主义政治都应当关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目标至今仍然适用……
这样一来，就与绝对自由主义政治毫无瓜葛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功利主义中的自由，指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渴望的并创造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法国国民公会授予杰里米·边沁法国公民身份的事实来确认……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带着《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紧随其后，成了一名杰出的女权主义捍卫者，还有《论自由》（1859），这些书都可以出现在某个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书架上……因此，将政治享乐主义的倾向——或者说享乐主义政治的倾向——打入历史的冷宫，这种做法再次表明主流历史编纂应该受到批判。
享乐主义政治和后现代极端自由主义政治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个零星的板块、开放的空间以及按照上述原则构建的流动团体。没有全国性的革命或全球性的革命，只有逃离主流模式的零星片刻。革命围绕自我展开，以自我为出发点，让经过挑选的个体来参与这种手足之间的活动。这些选择性的微型社会会引发有效的微型反抗，能暂时地反抗占主导地位的微型法西斯。在这个微型的时代，我们无法进行持久的行动，也无法进行永久的介入。
对美好的国家、和平的社会、幸福的文明的追求，属于儿童幼稚的愿望。在这个强有力的自由主义网络世界中，我们需要构建的是具体的乌托邦，是如同特莱美修道院[2]一样星罗棋布的精神岛屿，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机和任何情况下繁衍复制。流动的伊壁鸠鲁花园正是以自我为出发点而建立的。在我们所处的花园里，创造我们向往的世界，避开我们厌恶的世界。它是微型政治，是战时政治，是对抗强大敌人的反抗政治，无论如何，它仍然是政治。
很显然，这些解决方法似乎比较单薄。事实上，确实很单薄，就像我们所说的贫穷艺术。但是，这些微型创举难道比腐朽的国会民主更单薄吗？比建构在舞台之上、宣传膨胀的自我的总统制更单薄吗？比普遍缺乏文化之时举行的普选更单薄吗？比低廉的政治作秀更单薄吗？比职业化的政治阶层更单薄吗？比大众的去政治化更单薄吗？比年复一年的陈旧迂腐的历史纲要更单薄吗？到底是更单薄，还是更有力？
绝对自由主义的立场意味着要在每一个时机和场合下进行存在实践。希望按照既定模型来生成和组织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将注定以灾难收场。一个无政府的社会？这是可怕的景象，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景象。相反，极端自由主义行为，是包含在意图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之中的，这才是伦理的——也就是政治的——解决之道！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目标都是一样：创造真正的脱凡与平静的个人情景和集体情景。
[1]《古典时代疯狂史》（L’Histoire de la folie）出版于1961年，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的英译版书名为“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国学界于1999年按英文版译成中文，书名译作“疯癫与文明”。——编者注
[2]特莱美修道院为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虚构的一个地方，被视作人文主义精神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