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怒的极端自由主义天性
左派在何处？这是眼下的问题，毫无疑问，但也是根本性问题。它什么时候诞生的？它在哪？怎么定义它？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它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斗争？它的失败、局限和阴暗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它的一部分，这毋庸置疑。但是，饶勒斯和列宁之间有何共同之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呢？毛泽东和密特朗呢？圣·于斯特和弗朗索瓦·奥朗德呢？从理论上讲：是不屈从于贫穷、不幸和不公正，是不妥协于小部分富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从实践上讲：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五月风暴”的人民阵线，1981年到1983年的巴黎……但是，打着同样旗号的还有：1993年的恐怖时期，古拉格，科利马，波尔·布特（Pol Pot）。这就是历史——生命冲动混合着死亡冲动。
那左派的精神又是什么？若我们只根据载入法国史册的左派事迹来做判断的话，就是：1789年实现的公民的法律平等——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男人还是女人，白人或黑人，富人或穷人，巴黎人或外省人，贵族或平民，文学工作者或手工业者；社会性的博爱——集体工厂以及1848年的“为大家而劳动”，1936年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以及带薪假期；“五月风暴”，路障被推倒之后，广大人民获得的被扩大的自由。正是利用了革命中易怒天性产生的能量，才会有这些胜利。这一历经300年的能量构成了所谓的左派的狂热。那是一种自知或不自知的结构性力量，我们或许接纳了它，或许没有接纳它；该力量并非来源于理性的演绎，而是源于一种与自我相关的表面情景：再一次，存在式心理分析学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这种自我波动的出现——或是它的缺席……
左倾尼采主义
我认为，左倾尼采主义是20世纪易怒天性的极致。世俗总是将尼采主义和右派思想联系在一起。尼采的姊妹纳粹，歪曲了他的文本，而一大批尚未开化的人相信了纳粹的歪曲，于是在他们眼中这个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成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化身。读一读他的著作，就不会再认为这个抨击“国家”的人，这个狂热的反排犹者，这个唾弃德意志的人，这个军事暴力的敌人，是个纳粹，或是国家社会主义探险之路上的同伴。
历史编纂同样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对左倾尼采主义避而不谈：我们能在《悲剧的诞生》《人性的，太人性的》或《朝霞》中读到对于左派思想而言始料未及的哲学支撑。我们会在其中发现：对犹太基督教禁欲理想的严厉批判，以及对天主教堂的猛烈攻击——这会让自由的反教权思想备受鼓舞；对工作本质的批判，劳动成为管理人类自由天性的社会契机——这会让那些为了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的人们和拒绝将劳动的必要性视作美德的人们十分称心；对家庭的批判，对一夫一妻制的批判，对生育逻辑的批判——这会取悦那些“扩大化自由”的支持者们；尽管当时还没有“消费社会”的说法，但我们却能发现尼采已经开始批判对物品的偶像化和崇拜——这会让支持“零增长”的激进分子欢欣鼓舞；对“国家”的批判，对个人力量的歌颂——这会重燃绝对自由主义左派的个人主义传统的火焰；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这会让国际主义者找到同盟；对反犹主义的批判，对犹太天赋的赞颂——这会让昨日的以及今天的德雷福斯派们感到心满意足……；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批判——这会让左派选民找到知音；对资本积累的批判，对国有化有关部门——交通和贸易——的要求的批判，这一要求会快速生产大量利益，但要以牺牲公共安全和穷人的安全为代价——这无疑会有无数的赞同者……
德国的吉斯特罗首开左倾尼采主义的先河，然后是俄罗斯的欧也妮·德·罗贝蒂（Eugène de Roberty），法国的布拉克-德卢梭（Bracke-Desrousseaux）、达尼埃勒·哈列维（Daniel Halévy）、查理·安德烈（Charles Andler）。饶勒斯也毫不含糊，紧随这一流派。1902年，这位社会主义斗士在日内瓦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依据，推崇大众的贵族化以及无产阶级与超人的联姻。但这一系列会议，除了报纸上的概述，什么也没留下。这些是第一代人，他们在一战前夕将尼采转变为德国超人[1]。第二代人则让这位疑似始作俑者的哲学家经历了二战屠杀的洗礼。社会学团体[2]回归到了尼采的文本之中，向这位思想家寻求理解这个时代和对抗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方法：罗杰·卡耶娃（Roger Caillois）、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和乔治·巴塔耶，对于尼采在二战之后名誉的恢复，他们功不可没，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瞧，这个人》的作者臭名昭著。一粒自由的电子：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马克思主义者、尼采信徒，他在1937年写出了《尼采》，两年后才发表，在《尼采》中，他给出了概括，但鲜为人知。第三代人1964年时在卢瓦约蒙让尼采重返舞台：德勒兹——《尼采与哲学》（1962）的作者——和福柯，这两位哲学家的著作和其他在“五月风暴”之后问世的作品，都离不开尼采的思想。第四代人应该不会太多……
如今，形式对于建构左倾尼采主义思想来说十分必要。我支持绝对自由主义的形式，不赞成政治思想史中传统的自由主义左派。在这里，我们再次动摇了历史编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将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定格在一系列陈词滥调之中，这些陈词滥调亟待破除。编年表、代表人物、著作、生平事迹、趣闻轶事、英雄事迹，这一切在活跃分子的手中都能被包装成炙手可热的入门指南——同时，凭借教士的身份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
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是开山鼻祖？有待证实……普鲁东是创始人？他的思想走得更远，但也在无政府主义的范畴之内，因为在其思想中并不缺少一连串有关极端自由主义精神的矛盾点：厌恶女性、仇视犹太人、黩武主义、一段时间的自然神论……施蒂纳（Stirner）？是他吗？墨索里尼的手边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作者？我们甚至不把书拿来去宣读其中的阐释错误。反马克思主义者巴枯宁？从表面上和一些个人言论——主宰着当下的政治世界——来看似乎如此，但从实质上讲，并非如此。另外，拉瓦肖尔（Ravachol）的那些谋杀行为和塞巴斯提安·富尔（Sébastien Faure）温和的教育团体有什么联系？星罗棋布的无政府主义，亟须一根红绳……
但在这里，在吸取历史教训的时候，在依据实际调整理论的时候，还是需要辩证的思维方式：克鲁泡特金的各种结论对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可谓是希望之光，这无可辩驳，但对于后现代数字化的欧洲来说，未必如此。如今，绝对自由主义活跃分子，他们对待无政府主义历史资料的态度，常常就像教堂神父一样：崇拜、尊重，类似于小男孩对于祖父的感情。他们一丝不苟地希望从19世纪的烛光中求得照亮我们时代的光亮。
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填补目前版本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的空白：目前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仅仅记录了“五月风暴”及后续事件。但重点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随之产生、由此生发的东西：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及其《日常生活批判》，应该重读拉乌尔·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的《青年一代的处世之道契约》，应该重拾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以及德勒兹的《千座高原》，应该重读加塔利（Guattari），还有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帝国》以及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家并没有宣称绝对自由主义的立场，但他们的著作却比让·格拉夫（Jean Grave）、汉·日内（Han Ryner）或拉卡兹-杜提耶（Lacaze-Duthiers）的资料档案更具有当代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价值……
完成“五月风暴”的未竟之业
这种绝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目的何在？完成“五月风暴”未竟之业，不是像一头病兽一样，而是要使之臻于完善：把一项尚未画上完美句号的工作完成。因为“五月风暴”的精神催生了一个惯于否定的时代，这一时代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这场形而上的革命——并且是非政治的……颠覆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在那个任何主体间性都被等级制度填满的时代，一切都被肃清了：父母与子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国家元首与公民之间，神授权力土崩瓦解。所有一切都在本体论上找到了平等的立足点。
这种颠覆以燎原之势波及了众多场所：学校、工厂、办公室、车间、卧室、房屋、高校等。人们不加分辨地否定了曾经构建旧世界的所有东西：权威、秩序、等级、权力。束缚消失了，禁令废止了，欲望释放了，这理所当然。然而为什么这样做？为了创造什么？如果没有新的价值取向来替代，那么这种贬低旧世界的意图似乎只能在否定性中发光，而这种否定性恰好又是当代虚无主义的孕育者。
政治的力量见证了圣父的死亡——老祖先、共和国古老的律法及以戴高乐将军为代表的历史，但它却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一个次等生物。蓬皮杜主义联合了右派，安抚了受众，以银行业、发展和现代性的名义重建了社会秩序。留给“五月风暴”参与者的是一座形而上的工厂，然后人们加固了沿河公路，造了博堡[3]，为吉斯卡尔主义的到来铺平道路，该理论不久之后便在密特朗手中得到了重新演绎，他重新启用了之前的左派人士。一场冒险就这样结束了……
自“五月风暴”以来，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价值理念。似乎所有的道义都已日薄西山。人们摒弃了父辈的道义观念和曾祖父辈的公民教育理念，嘲笑伦理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批判过时的想法——服从、学习、记忆、律法，笑话曾经的护身符——民族、国家、共和国、权力、法兰西，然后某一天在看电视时，我们突然发现了这个时代究竟像什么：狂欢之后的宿醉。
让我们结束这一不幸的局面。去追求葛兰西式的左派复兴，不要把自己卖给那些最有能力让自己入驻总统宫殿或领到共和国厚禄的最高出价人，这种妥协应该消失。存在着一些理念，这些理念能解决左派面临的伦理、政治、经济方面的现代问题。
[1]一战期间法国人对德国人的戏谑称呼，来源于尼采的surhomme。
[2]从1937年到1939年短暂存在的松散团体，由乔治·巴塔耶创建。
[3]即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