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的消极性
当代艺术的展览厅常常得意地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在艺术的围墙筑起的封闭空间里——艺术空间如今的神圣程度一如之前的宗教场所，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那些在展厅隔墙上的东西，而在围墙之外，人们却厌恶这些东西……怎样解释这种精神分裂：人们一边公开辱没自由资本主义，斥责市场的绝对主导，反抗美国霸权主义，另一边却又热爱着这个所谓的羞耻世界所制造的象征、符号以及标识。要不然就是因为人们自信已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净化原则，让自己与那些把我们禁锢在时代消极性之中的事物保持了距离，然而，这些事物仍在继续禁锢着我们，且看不到一点挣脱的希望。
因此，当代艺术的官方展览场所经常成为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及其他下流激情的表演场所，这些病症折磨着个体，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现代性是虚无主义的、商业性的和自由的——意思相差无几的几个表语——它在使用物品、词语、事物、身体、非物质和物质时，显现出的是一种可见的疯癫。没有任何东西能躲过消极性的魔掌：厌恶自我、他人、肉体、世界、现实、画面、生活，赞颂伤口、粪便、肮脏、自闭、腐朽、垃圾、无耻、鲜血、死亡、尖叫等。
为了掩盖这些迹象显而易见的粗暴性，艺术理论话语常常求助于权威的论据和吓人的引文以遮掩它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批被学界贴上标签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将知识话语的贫乏甚至是作品内容的空洞无物合法化。不管一个造型多么没有价值，只要引用一下德勒兹、加塔利（Guattari）、波德里亚和维瑞里奥（Virilio）来解释一下，就能变得十分有意义，还能绕个弯引用到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那儿去。
一个空洞无物的美学主张，被困在一副“无器官身体”[1]的皮囊里，身穿一件向“脱离地面的流动”[2]借来的旧衣裳，脚踩着“影像”[3]之鞋子，头顶“虚空天使”的帽子，如此的美学主张，其真实名字应该叫“诈骗”吧？皇帝是赤裸的，但当代艺术圈子里的一小部分人——经营画廊的人、专项记者、拿人薪酬的专栏作家以及相关的码字工等——却惊讶于皇帝的新装的鬼斧神工，为此如痴如狂，尽管赤身裸体，他们仍可以对他的装束大加赞美。有时，三两个受传染的路人也会加入这场夸张的合唱中。
除了恐吓式地使用权威引文之外，还有一种倾向性：没有经过任何名副其实的升华工作，就将个人的病症转变成粗暴的展览品。简单而单纯地将自己的病症变成自给自足的物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经由第三方的注入，物品的创造实现了超越，这种超越反而能拯救该病症。没有美学的升华，神经官能症除了临床病症，什么都不是。
癫狂的裸露癖并不足以创造出新的艺术机遇。疯狂和精神分裂竟成了这一病态时代的范式，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同意这个新标准，它将精神病院的常住病人变成了当代理性中无法逾越的标杆。荷尔德林、尼采以及阿尔托的疯癫终结了他们的创作，为他们整个生平添加了一个重要的插入语，但疯癫并非他们生平的总结，也不是他们的方法，更不是真理。自我、自闭、自恋的唯我论，胡言乱语，念念有词，绞尽脑汁拒绝与他人的一切交流，逆行的身体选择，这些绝不是积极的示范。
柏拉图主义的顽强
很奇怪，杜尚诱发的这场革命并没有让柏拉图主义黯然失色，对思想、概念、心智的倾向性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这场革命使柏拉图主义重放光芒。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原以为艺术载体的革命会产生对艺术的复唯物化，不再理会超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概念仍然是主宰，并且不仅仅出现在概念艺术的记录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更多的是将身体当作阻碍其通向真理的障碍，而不是实现意义的帮手。
在几乎全部的美学作品中，思想优先于作品可感的表象和具体、物质化的外观。媚俗正是来源于此，并展现了这种反常的精髓：打着传递某种信息的旗号，将普通、一般、平凡、庸俗的东西神圣化。一个从折价商店买来的动物样子的瓷器，上了釉，用最基础的颜料染了点色，在抹上智慧圣油——针对瓷器的一番演说——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美学真理的典范之一。事实上，如同镜子一样，这类事件展露的更多的是虚无主义——拾杜尚牙慧的当代艺术发展到最后就是虚无主义。意图优先于实践，理念强于感知。虚拟比现实更重要，幻想比物质性更重要。
除了崇拜思想之外，还有一点也准确展现了柏拉图主义的顽强，那就是贬低身体，可感的身体经常按犹太基督教的模式呈现出来：它装载着激情、冲动、欲望以及制造困难和障碍的潜能，人们应该打压它的傲慢。因此，我们便倾向于赞颂痛苦的激情，赞颂基督的鲜血，赞颂肿胀、污浊、腐坏、受伤、饱受折磨的肉体，继而赞颂尸体——表现它，展示它，肢解它，拍摄它，透视它，吞食它……
身体排泄垃圾——尿液、粪便，生理残留垃圾——汗毛、头发、指甲和鲜血，纯理性垃圾——胡言乱语、尖叫、退缩、恐惧、神经官能式的透视以及精神病式的戏剧化，活人的垃圾——腐烂、气味、死尸、内脏、骸骨、人类油脂、假器官、垃圾堆、灰尘……，符号式现实的垃圾——寄生、干扰、撕裂、沾染、碾压。所有这一切在很久以前就可以在各种事件、表演、照片、录像中看到，它们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的象征性素材。
商品崇拜
在那些被强行归为具有知识性恫吓力的哲学家中，应该再加上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中德波思想的过分曲解、泛滥应用，导致了“在商品系统内部叫嚣着批判商品系统”现象的出现。这样一来，市场的同谋者们便心安理得了，以为通过利用这一点点的哲学符咒就能挽回自己的信誉，洗刷自己资本主义市场帮佣的身份——这一点已经在情境主义者的经典之作中被拆穿和揭露。
因此，艺术圈经常组织展出一些广告圈不遗余力宣传的东西。这种倾向来源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工厂”，他促成了当时美国光环的形成：《金宝罐头汤》、肯尼迪和尼克松的肖像、《可口可乐》和电椅、美元、猫王和玛丽莲，当然还有美国国旗……如同以前，为了取悦背后的金主，国王和王子、总督和雇佣兵、圣母和耶稣充斥了整部艺术史，如今，虚无主义的时代和它的商人们用同样的方式票选出了时下的映象。辩证地说，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制造者，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神经官能症让整个世界罹患神经官能症，世界反过来又令其愈加深陷病症。留下的只有证据：迁移的物品。
许多当代艺术设施看上去会让人误以为是超市货架。商铺的类别能根据选择随意变换：园艺配件、儿童玩具、修补装修工具、室内装潢、塑料餐具、服装，等等。消费社会之物脱离了基层工薪，变成了圣像，大家在它面前双膝跪地，做着美学的祷告。和那些陈旧的主体——国王、基督等——异化人的方式一样，一个主体一旦经历了美学处理，人们就会奴颜婢膝地垂涎于它，商品崇拜规章的秘密就这样揭开了。
消费品成了如今的物神，而在以前，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原始宗教的小雕像、教堂中的宗教画作、城堡里的君主画像：我们在它们面前组织偶像礼拜，礼拜统治我们的偶像，敬仰那个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可能的人，感恩那个铁腕导师，正是这双铁腕在指引着我们，让我们将灵魂和肉体混合。
既然如此，维系商品宗教的教士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艺术长廊的经营者、大众消费者、私人收藏者、专业报纸杂志的记者、普通杂志相关版面的专职作者，再加上展览专员、有影响力的推手（比如专题著作的作者、序言作者、书籍作者、艺术书籍收藏经理）、相关机构的经理，等等。这种崇拜的运作，得益于这一小撮人的齐心协力，得益于他们各种激进的活动，他们彼此熟识，为了保持对这一领域的控制而相互勾结。
这些乱伦之人行动一致，目的就在于制造标签、追名逐利，以统治者的姿态设立这个设立那个，一旦效益降低，他们就开始排除异己。价值就意味着信任、信仰——从词源上讲类似“信用值”。为了建立信仰，他们只能全凭个人意志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宣布自己的信条，以展现他的表述权：推手说，并非用内容来说，而是用他的身份来说，所以他说的都是对的。奇特的思想！
然而，某人是如何在某一日摇身一变成为推手的呢？他要以公开的不加掩饰的方式吸收这个小团体的标签、功用、习性和惯例，这个小团体会考量他的被奴程度，验证他对商品机器有序运转的有用性，然后才会接受他成为新成员。换个方式说：加入这一团体，就是和正在放声大笑的人一起放声大笑，和抨击他人的人一起抨击，和怀疑者们一起怀疑，和已在其位的肯定者一起肯定。
毫无疑问，艺术从来都是源于外在于它的世界：史前萨满教人的世界，公共政治力量的世界（埃及的法老、波斯国王、古希腊市议会议员、古希腊城邦执政官、罗马帝国皇帝、西方基督教主教），还有拥有大量私有财产的富人的世界（弗拉芒资本家、威尼斯商人、工业革命诞生的资产阶级，如今还有跨国运作造就的富人）。上述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曾不遗余力地颂扬其价值——当时的主流价值。因此，当代艺术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会映照出我们腐朽的时代，这一现象不足为怪。
[1]“无器官身体”为德勒兹用语，是其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2]德勒兹通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流动”（flux）拒绝了经典认识论，他认为，真实的思维是一种对现实的暴力对抗，是一种对有序性的无意识破裂。
[3]“影像”与“幻想”是德勒兹中期作品《意义的逻辑》（Logique du sens）中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