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致我重新找回的母亲
孩提时代的自画像
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死去，在一个秋日的风和日丽的下午，在让人想要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阳光里。那一天，闪耀着9月份特有的美：梦幻的云彩、创世纪的光亮、温柔的空气、芳香的树叶和橙黄的阳光。从1969年9月至2005年11月。我一共出了30多部作品，但始终以各种借口来逃避我现在想要写的内容，今天，我终于诉诸文字来回忆人生中这段经历。这里，先简要地说一说，我从11岁至14岁在慈幼会孤儿院里生活了四年，如果加上寄宿学校的三年，前后有七年，痛苦的回忆难以言说。17岁那年，行尸走肉的我启程了，开始了一直召唤着我的冒险经历。从那时起，我决定将生命最核心的东西付诸书稿……
10岁之前，我是在家乡香波尔的大自然中度过的，整天嬉戏玩耍：钓鳜鱼的小河、拾黑莓的小树林、用来制作古希腊牧羊人牧笛的接骨木、灌木丛中的小径、飒飒作响的树林、耕地的芬芳、如诗如画的天空、掠过麦尖的阵阵轻风、收获庄稼时的清香、嗡嗡飞舞的蜜蜂以及恣意奔跑的野猫。那些日子犹如田园牧歌，快乐无比。虽然尚未读过《农事诗》，但已亲身体验，身心与天地万物有了最直接的接触。
那时，我的痛苦就是我的母亲。其实，我并不是个淘气鬼，而她却无法忍受。也许她做得对，我后来才真正明白，因为长大了就不会埋怨曾经把我们误导到悬崖的盲人，理性地分析之后就会心怀怜悯地看待所有的一切。也许，母亲非常想要逃避真实的生活，和众多的女人一样，内心深处有着包法利夫人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怀着狂热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连自己的母亲都还不太认识的时候，她就遭遇过打骂、憎恶、遗弃，尔后被寄养在公共救助机构资助的人家，再次遭遇剥削、毒打和羞辱，这样的她自然就寄希望于婚姻，希望以此来结束那场噩梦。
然而，婚姻并不能改变她既定的命运。她出生的那天，恰逢诸圣瞻礼节，从那个礼拜日开始，从她躺在柳条筐子里被遗弃在教堂门口起，她的命运早已注定。谁也不能从被母亲遗弃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她成为母亲并轮到自己遗弃儿子的时候，她就更不可能走出阴影了。因为在遗弃亲生儿子的时候，在潜意识的牢笼里，她以为自己的角色已转嫁给别人，不再需要扮演被遗弃者的角色。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不管是丈夫、孩子，还是家人，都不能给这个受伤的主体提供任何可以自我定位的东西。从被遗弃在教堂门口的那一天起，母亲就一直带着流血的伤口，这样的她如何才能平静地生活呢？想要治病，先得同意去看病啊。
毫无疑问，我长期被困在母亲的死胡同里，她在里面迷了路，盲目地使尽浑身的力气，就好像一头狂怒的困兽，不停地用头撞击着围栏，身上流着血，被自己的忧虑撕扯着，当发现自残并不能改变被困的境遇时，她变得愈发疯狂了。境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糕：笼子缩小了，自我戕杀的行为仍然在继续，血越流越多。八九岁的年纪，我已经知道很多。也许，母亲并没有发现，但并非毫无察觉。
我是个沉默寡言、自闭的孩子，平时逆来顺受，更不会表现出同龄人的孩子气。我观察着，我感觉着，我琢磨着，我无意中撞见了些事，我时不时到处打听这样或那样的事——在一个小村子里，大人之间的恩怨难免波及孩子……我发现了一些秘密，这是当然，但母亲是否晓得我已经发现了呢？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曾经是挨过打的孩子，她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也打自己的孩子，不管手边碰到什么，拿起来就打。面包、餐具，各种东西，任何东西……
我并不记得自己当时做错了什么，或干了什么蠢事，她总是拿少管所、童子军或者孤儿院来吓唬我……不厌其烦，没完没了！把活在世上当罪受，骂自己的母亲因家庭原因不能走到社会之镜的另一面，这恐怕不能为一个试图摆脱自己孩子的母亲开脱吧……我还记得她说我会上断头台！我没有杀父杀母（特别是母亲），也没有拦路抢劫，连做个屠夫都不曾想过，就被预言上断头台，感觉真的很糟糕。但母亲的感觉则恰恰相反啊！
母亲没有把自己所承受的仇恨留给她自己，而是将之不加分辨地还给了这个世界，一个令她备受折磨的、她的儿子也无法幸免的世界！对于这种毫无理智的行为，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能懂什么？这种行为将失去理智的戏中人硬生生地拽向毁灭性的疯狂。母亲打自己的儿子，就像瓦片从房顶上掉下来，再自然不过了；不能去责怪什么风。我的外婆（对于她，我一无所知）将自己的女儿遗弃在教堂门口，这一行为给我们母子两人的童年都打上了可怕的烙印。推动星球转动的盲目力量，在不知不觉中也会把正常的个体推向其阴暗的一面。
但是，我没有步我母亲的后尘，我被我的父母送进孤儿院，真是奇谈怪论……无法避免的重演，仿佛就在昨天。这是一出大脑清醒的戏，在这出戏里，我扮演了一个连自己也无法弄清楚的角色。我的母亲也如此。父亲无法抗拒母亲的暴力，也就听之任之，进而更加激发了母亲的负能量。父亲温和的天性与不惜一切息事宁人的个性，让他成了母亲的同谋，繁重粗野的农活和不幸的生活使他极为消沉，但他从不怨天尤人。
就这样，1969年9月我被送进一所名叫“苦寒”的孤儿院——“天寒地冻”和“辛酸苦涩”的缩写。事实上，那里确实会接受父母尚在的孩子，但在19世纪，那个孤儿院是为真正的孤儿而建的。在信封的封印、公函上的笺头、路边的指示牌、成绩单、学校椭圆钢印、报纸的公告以及当地新闻报告中，醒目地写着这个词：孤儿院。
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要么被送进孤儿院，要么被遗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故事得继续往下说。母亲不再提教养所、童子军和一些其他的怀柔措施，从那时起，母亲常对我说我会进入高等学府，说寄宿生活会让我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什么我不能去离家最近的学校呢？弟弟就在那里上学，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其实，对我母亲来说，“苦寒”只是一个将自己从被遗弃者转为遗弃者的机会罢了。
寄宿学校离我出生的村庄大约有30分钟的行程——准确地说有28公里。那时，1968年“五月风暴”已经爆发，但尚未波及下诺曼底大区。在奥恩省，到处都是巫师、魇魔法、肮脏的农场和魔法师。两年后，当“五月风暴”开始发挥其影响力的时候，时兴的首字母缩略词取代了孤儿院：“苦寒”变成了“农校”——中级农业技术学校——但农校只是披上了另一件外衣，慈幼会的理念并没有改变。
大楼采用阿摩里卡丘陵地带盛产的石料修建而成，那是一种颜色晦暗的大理石，雨淋过后会散发出一种令人绝望的气息。不奇怪的是，这个地方完全参照了牢狱的建筑结构：收容所、监狱、医院、营房。整体的构造呈一个“E”字型。对于一个10岁、身高只有一米左右的孩子来说，置身于这样的建筑里面，身体肯定有种压迫感，灵魂也如此。孤儿院犹如一个内核，四周分布着农场、学习各类手艺的作坊、温室和一些体育设施。整个儿俨然是个村庄。600名学生加上全体教职工，人口比我的家乡小镇还要多。这是个自成一体的工厂、一台吃人的机器、一个吃人肉的垃圾场。
监狱没有围墙，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没有明显的内外标识。什么时候才算进了孤儿院呢？也许，周围的村庄也应纳入孤儿院的范围。在离中心内核不远的地方，有奥恩河畔的穆兰以及神父们制作的独木舟、橡皮艇基底，有一排沿着奥恩省界建造的楼房，有一个仿制的小型卢尔德岩洞和通向岩洞的小径，旁边有个森林，在一个叫勒·贝尔维德尔的地方有片小树林，还有一些农田和一个露天垃圾场。这些都可以划在“苦寒”的范围内……
没有人能够从这样的地方逃走。这一惩戒机构最黑暗的核心被层层包裹着，只有一条路通往其中。一旦有人想逃，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敌意的乡野，如果他注意到乡野布局的话。附近两三条大路上，本堂神父、农夫和附近居民的车子来来往往，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若某个小孩独自行走在路边，那么他肯定是从孤儿院跑出来的不良少年。在外面就像在里面，反之亦然。没有人能逃脱这座没有围墙的监狱。肉体和灵魂都被拘押了，哪怕隔着一定的距离，而且就是要隔着一定的距离。
中间的大楼正对着一个小教堂。“小教堂”是其正式的称呼。实际也算是一座真正的教堂，跟乡村堂区的差不多大小。作为组合式建筑的最新式样，教堂完全不同于整体式建筑。中断的屋脊线线条形成一个凹角，极具60年代建筑的特色。有人将之想象成卡佐特（Jaques Cazotte）的多情魔鬼一屁股坐在小教堂上了，留下一个坑以证明自己曾经光顾过。黑灰色的瓦片、灰蒙蒙的花岗岩、由彩绘大玻璃窗构成的腰线延展开去——从外面看很晦暗，但从里面看则很光亮，还有混凝土钟楼（但没有钟），当雨淋湿教堂的时候，一切是那么令人绝望。
在小教堂旁边，在主楼前面靠近农场的地方（院子里有成堆的圈肥，牛群哞哞地叫着，费尔南在那儿走来走去，在那些爱说闲话的人眼里他就是个傻子，因为他总是在傻笑），有个小花园，门口有座塑像，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我觉得颇有些恋童癖的意味：这尊塑像呈现的是圣若望·鲍思高（Don Bosco）和多米尼克·萨维奥（Dominique Savio），慈幼会神话的圣徒传里最早的两个圣徒。至于弗朗索瓦·德·撒勒（Fran?ois de Sales）——其所撰的《精神对话录》中关于“人于己之温柔”写得妙极了……——他并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
圣若望·鲍思高使弗朗索瓦·德·撒勒黯然失色。神父间传阅的是题为“圣若望·鲍思高英勇辉煌的一生”的漫画，而《成圣捷径》[1]再也无人问津。根据雅克·德·渥拉吉纳（Jacques de Voragine）的准则，配以戈西尼（René Goscinng）和优德佐（Albert Uderzo）的手法，漫画成功塑造了一位积极向上的英雄人物，他穷其一生避免犯错，终受教皇皮乌斯十一世的恩典而被封为圣人。从出生时的一贫如洗到站在圣·皮埃尔大教堂的穹顶之下，圣若望·鲍思高的一生正是卫道理论的完美写照。
根据漫画的内容，圣若望·鲍思高不仅批判了同代人的怀疑论，而且还批判了共产主义者的制裁手段、富人的玩世不恭与傲慢自大的态度以及教会某些公职人员的抵抗情绪。他遵循神意——通常以一条肥硕的护主忠犬的形象示人，名叫大灰……，从所做的每一件事中他都能够获得满足感。包括建孤儿院……有时为填补机构的亏空，我们乞求一大笔现金奇迹般从天而降；我们的祈祷直至深夜——结果第二天就来了位捐赠者，满足了我们所有的愿望！
慈幼会关注的是培养青少年，更准确地说，是引导他们做体力活。从那时起，组织内部的目的很明确：为每一个人找到与慈幼会这一名字相称的工作。农业耕作者、面包师、厨师、猪肉商，那时孤儿们能靠这些活儿自给自足，还有车工、铣工，而最精雕细琢的活是细木工和园丁。我当了四年园丁——从1969年到1973年。对于那些可塑之才来说，能选的职业就是教士。但慈幼会的思想体系并不爱才，而且轻视书本，害怕知识。读书人——一个虔诚的神父说——就是敌人……
四年地狱般生活的第一天、第一个小时、第一分钟、第一次奠基性的体验：在9月仍有些炎热的天气里，我排队等候着办手续。各种文件、分发的内部规章、行政注册、开学仪式。一位神父把钥匙串上的管子当作哨子，指挥学生们按班集合，初一年级的学生像牲口一样一个个等待着，准备登记后进入孤儿院。
父母回去了。我把硬纸箱塞进楼梯旁堆积如山的箱子里。后来，回到村子的时间是隔了三周之后——只待了几小时而已。年仅10岁，是完全体会不到永恒和时间概念的，但从那一刻起，在我内心深处打开的黑洞则让我深深地体会了。我不寒而栗，几乎崩溃。就在那儿，在操场上，在孩子们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中，在孩子们的命运前，黑洞突然出现。就在那里，我的故事开始书写了，用的是生命之墨和战战兢兢的血肉之躯。这个身体麻木地记录着孤独、抛弃、隔绝和世界末日。往日的习惯、计划、熟悉的面孔和私密的空间一股脑儿被剥夺了，我孤身一人站在天地之间，体验着帕斯卡尔所描述的无穷无尽和随之而来的晕眩。灵魂、情绪如同旋涡……
就在我拼命摆脱这幅缓慢融化的画面直至快要晕倒在人群之中的时候，一个翻着的衬衣领一下子吸引了我。旁边那人的衣服上有道褶皱，我先是看到一条白带，后来看到了用红线绣上去的姓氏。有名有姓。我一下子哆嗦起来：我的衣服上也有孤儿院强制绣上去的几根线，可是没有我的名字。只有一个数字而已：490。
我感到大地开始在脚下崩塌。米歇尔·翁福雷，这个名字消失了。我只是490号，这个号码把我的全部简化成了数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生活在孤儿院，人们把孩子遗弃在这里，孩子们理应告别自己的名字，成为名单上的一个数字。在我面前的那个孩子可能有父母，有家族，有能够指望的亲戚，所以才在衣服上绣上红色的字母。但是我没有，一切都已结束。我死了，就死在那里，死在那一天，死在那一刻。至少，作为孩子的我死了，转瞬间，我成了大人。从那以后，没有什么能让我担心害怕，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了。
后来，我发现我就是490号，但只是在洗衣房的时候……因为我是学校寄宿时间最长的人之一——除了那些真正的孤儿……，所以我在那里要帮忙做些清洁活儿。在这个充满污垢、臭汗、小男孩体臭、不讲卫生的神父的体臭和随处可见痰渍的世界里，洗衣房成了我的避风港。那里很干净，散发着柔和的芳香——一如我童年记忆的味道。
在此期间，我发现那儿的运作机制犹如一台机器。跟所有的权力机构一样，这台机器根据不同的分组和等级运行。600名学生中的每一个人，除了是整个大集体的一员之外，还是各自小团体里的一分子，每个小团体有各自的原则、规矩和特点。主要分类：首先是教员级别的，包括学徒、男孩、硬汉、体魄健壮的人、他们认为的未来的工匠（所有职业中最好的一种）；其次是低等级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传统行业的新手、女孩，以及能背诵拉丁语性、数、格变化的弱小男生和缺乏男子气的“读书人”——在这群恋童癖神父的圈子里，最多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类人是有一线转机的：如果能获得中学第一阶段毕业证书，就有机会参加第一类人的职业技能培训。顺利毕业的人不仅能够分辨夺格和宾格，而且还擅长陶轮和长刨，也许他曾向往绫罗绸缎和白嫩的双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木屑、锉屑为伍。在初四年级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我获得初中文凭的能力遭到质疑，他们完全排除了我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的可能性，并为我提供了车工、铣工的培训机会——我拒绝了，代价是母亲的一个耳光。在我父母的眼里，读书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说根本就一钱不值。
同样，这台权力机器将传统的初中一分为二：高年级学生（初三和初四），低年级学生（初一和初二）。初一年级的学生不得不忍受十五六岁准成人的戏弄、欺负和辱骂，而他们中最小的才刚过完十周岁的生日。当然，这种新生入学教育得到了神父们的默许。
班级按字母顺序排序：从A班到C班，水平逐次降低。传统老师眼中最优秀的学生组成了前几个班。但神父们不一定奉行这一准则，他们有自己的分级方法。此外，还有一种双重分级标准：一是体育，二是音乐。慈幼会的人只崇拜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歌颂的鲍思高，另一个是足球。我两个都不崇拜……
在孤儿院教区的唱经班中，有位神父是个狂热的球迷。他来自圣·布里厄，是个虔诚的马耶那人——我想他只是对马耶那的拉瓦勒足球俱乐部虔诚而已……，他会吹奏单簧管，尽管他的小指肌腱断了［有人说，这就是他没能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让·克里斯蒂安-米歇尔（Jean-Christian Michel）的原因］。有时，他吹口风琴的时候流着口水。口风琴真是个奇怪的乐器，这玩意也许来源于人类的突发奇想，将口琴和迷你钢琴键结合到了一起。
这位大腹便便、身材矮小的神父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有体育爱好者、“体育发烧友”的爱好者——阅读有关集体运动新闻的……，还有马耶那人、在弥撒合唱班中出类拔萃的女高音，以及能与他谈论足球赛事结果、奥运会或是别的杂七杂八运动会的学生；剩下的所有人便是另类，人渣。我就属于人渣，也就是“读书人”，总是躲在角落里埋头读书，从不参与讨论电视转播的赛事。这位神父在神坛之上教世人博爱，可一转身，他又将老一套的不公正的运作机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我对他的记忆犹新：他的外表并不让人那样想，可用不了多久他就让人明白什么是专横，一种我不会屈从的专横。
对体育的崇拜让不感兴趣的人很为难……“体育”或者“户外运动”这门课有三个教员——那时的教育家尚未强制使用“体育运动教育”这一说法——他们炫耀着当时最时髦的衣服和鞋子。那时流行荧光色：橙色、荧光红和带三条杠的电光蓝。其中一个教员是圭·德鲁特[2]的有力竞争者，参加过墨西哥奥运会；还有一个是体毛极浓的图卢兹橄榄球员；最后是个驼背的人，因为饮酒、吸烟，也可能是因为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弱不禁风，奶咖色莱卡制服总是在他的身上晃来晃去。他死得很早，制服并没有在他身上晃很长时间。
最重要的课是丛林越野跑。这门课被安排在孤儿院周围的森林里或田地里，遵循的是典型的丛林法则：教员们穿得厚实暖和，手握秒表，在一旁等着队伍通过。一进森林，在浓密的荆棘丛里，在灌木丛里，在小溪里，那些高大的、健壮的、岁数大一些的好斗分子，就会用肘推开年龄小的、弱不禁风的。跑在前面的，用力吐着痰，落在后面的，遭遇着一脸唾沫和鼻涕。
最有经验的会穿上钉鞋，有钱人家的孩子也这样。而其他人有双旧鞋就心满意足了。穿着旧鞋踩上烂泥后常常会滑到沟里，要不断加快步伐，还得看准方向。那些赢得神父偏爱的哈巴狗有时在路上会停下脚步，伺机绊倒身旁的竞争对手。这真是人生的大课堂，教人爱众生。
开学初，慈幼会的人会组织“勒芒24小时”[3]活动，正式的欺负新生活动，一项充满神秘色彩的考验。老生都知道，新生也将亲身体验。三到四人被绳子捆在一起，进行丛林越野跑。在终点补给的时候，学生们满身污泥，汗流浃背，像狗一样地喘着气，被队伍里跑得最快的人拖着、骂着。在慈幼会神父嘲讽的眼神中，高年级的学生等着看笑话，看那些队伍被一桶桶冷水满头浇。
另一项活动——下诺曼底的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应该很喜欢——就是在耶稣升天节那个周四举行的奥运会。前一夜在黑灯瞎火的村子里举行点火开幕式，整个孤儿院从那时起就一直沉浸在浓烈的运动氛围中。每个班代表一个国家；母亲们负责购买相应国家代表色的运动衫，然后再绣上相应的国旗。
学生们列队游行，迈着军人的步伐，所有团队整齐划一，大人们“精心”挑选出来的旗手带领着队伍绕场行进，而奥林匹克火炬则由最优秀的学生（！）举着。神父们歇斯底里，在栏杆后面狂喊乱叫，为他们的心肝宝贝加油。在颁奖、奏国歌或升旗的时候，慈幼会的神父们也在运动场上比赛，他们得意扬扬地展示着自己纤细、白嫩、汗毛浓密的双腿……
我有运动天赋，比赛成绩很出色，尤其是速度项目，但这种受虐色情狂式的颁奖仪式，这种对蛮劲的推崇让我感到很恶心，我讨厌竞争。这帮慈幼会的人在世俗教员身份的掩护下，一边教学生“重在参与”——源自法西斯分子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那句人尽皆知的口号——一边又在赞美获胜者。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那些日子里，我亲眼看见了粗暴的自然法则是如何毫不掩饰地在现实中上演的。
在孤儿院里，人们喜欢邋遢、挂彩、疲累和衰弱的身体。神父们并不擅于清洁。衣服上布满了污渍、破洞和补丁，鞋跟是坏的，到处是油渍，袖子肘部脏得发亮，散发着莫名的气味，还有脏兮兮的指甲。血、汗、泪以及好斗的体育精神让这一场景变得出神入化。对于这种蔑视肉体的爱好和憎恶自我的思维方式，任何不认同的人都会被视为娘炮。真是奇耻大辱。
在每天的作息时间表中，至少包括一小时的运动。若额外加上“户外锻炼”——我始终不明白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一天之内必须忍受足足三小时的活动。然而，一周只能洗一次澡。没有例外。周四在那时就算是轻松的日子。如果周五再来一次泥浆满身的丛林越野跑，该怎么办呢？没关系：等下周再洗吧。
一间没有粉刷过的地下室被改造成了浴室。单人小隔间由木围栏、放在地上的条凳、莲蓬头和一个打开的绿漆木门组成，门是按照美国西部片里小酒馆的木门样式做的：那只是个象征性的推拉门罢了，既没有上端的部分也没有下端的部分，便于看守的神父透过水蒸气偷看某个纤美的身体。
我们手里拿着毛巾和洗漱包，穿着三角裤在门口排着队。布里永神父负责控制人流量，也就是洗澡时间。不可能有玩水的乐趣，不可能有清洁身体的满足，更不用说灵魂了。没有任何机会能让你享受独处，头顶上热乎乎的水花，远离世界、独自一人沐浴在洁净的雨露之中。洁身之乐？那是罪恶，那是女孩子的癖好。
一切都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大家排着队，不能讲话；飞速进去，赶紧冲洗，抓紧出来；把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地方再腾给后来者。然后，我们走进水泥地下室尽头的通风地窖，身上带着如落水狗一样的气味，在那里看上一个小时电视——当年的《佐罗》……与此同时，可能还碰到被罚的学生在黑板上演算。
神父的诀窍就是，当每个人进入自己的隔间后，他发出一系列具体的指令：到莲蓬头下淋湿，站到一边，打肥皂，回去，冲干净，马上出来，擦干，出去（哪怕身上还是湿淋淋的）。也许就是要身上湿淋淋的。当他大声命令大家从热水淋浴里出来的时候，大家必须绝对服从，若有人在那一刻没有服从，那就遭殃了，神父会打开热水阀门。在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的作用下，集体淋浴从未超过规定的时间……
有一天，布里永神父在某个隔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坨精致的大便，那真是可怕的一天。他狂怒不已，像魔鬼附体一般。为了避免这位慈幼会神父迁怒于己，大家都自觉地走开。在我看来，这个偶尔的嗜粪者如此执着地在孤儿院里奉行消灭个体和集体至上的理念，以至于认为排便也应跟其他活动一样遵守集体原则。
究竟在何时何地我才能安静地享受一下独处呢？在宿舍熄灯之后。但那时也一样，生存空间依然狭窄。一张床，一个床罩，在120人的宿舍里，红绿床罩相间，还有一个配有抽屉和门的衣橱。这便是我全部的家当，生活必需品和钱财都在这里。
很久之后，我才得知母亲曾扣下我心上人的来信，那是个在夏天来我们村子度假的巴黎姑娘。我没收到过什么信，除了父亲寄来的那一封，说我母亲因车祸住院，司机死了，一位乘客疯了。（在收到来信之前，一个香波尔的寄宿生在周一早晨返校时告诉我，我的母亲在车祸中丧生了。我立即向校方求证，他们在了解情况后否认了这一说法——中间差不多隔了一两个小时……）在这四年当中，我唯一的宝贝就是一张封缄信片，里面有张照片。照片上是尚在换牙的小弟弟，他在背面简要地写了几句，表达了手足之情。后来，到了圣·米歇尔，父母才给了我不得不写信的理由……
那时，唯一的财富是宿舍书架上的书。有说教式的文学作品，这是当然的。还有拙劣的探险小说——我至今记得里面有个老掉牙的传奇故事，主角是鲍勃·莫拉纳……——，但也有一些经典著作。世俗的法语教员让我们学习福楼拜的一段文字，是从《萨朗波》中节选出来的。这部令人称奇的绝妙作品，让我在“苦寒”的假期有了迦太基的陪伴。那是孤儿院中的东方世界。
在一排镜子面前，我们就着洗漱池的凉水洗着脸，然后换上睡衣上床，熄灯前的片刻会有一种难得的温馨。气氛安静，有时会听见窃窃私语，如果说话的是好学生就算了，但有的人则会遭到训斥，有的还会被惩罚。空气中弥漫着肥皂和牙膏的气味，偶尔会听到轻轻飘出的古典音乐。然后是一些书，一本书。
若能一整天沉浸在书中的故事里，也不失为一件幸事：《老人与海》就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我向“供应商”——朴素先生，他略显矮胖，总穿着一件束有腰带的灰色工作罩衫——订购了一个黄色的本子。我用这个本子写了一部小说，讲述的是一匹马被抛弃、被主人鞭打（！）的故事，现在想来，若是能将之搬上荧幕，可算是一部自传作品了！
熄灯时间一到，神父便开始巡视。他手持电筒，不时要求某一个学生把手放到被子上而不是被子里；有时候，他会坐在某人的床脚，就着手电的光亮浏览学生的枕边书，学生吓得一动不动，不敢喘气；还有些时候，慈幼会的神父会被糖果或巧克力包装纸的声音吸引，他停下离开的脚步，然后像说格言警句一样说道：“东西最好要拿来分享。”……
他继续巡视，在鼾声、呼吸声、梦话声中走动，还没睡着的孩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用旧了的床上用品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金属床绷得弹簧嘎吱作响。神父的毛毡鞋轻轻擦过地板。他打开小房间的门，然后关上。我听见了他在狭窄的生活空间中日复一日的声响，看到了他微小动作投下的暗影。我哭了。
在宿舍里并不能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相比之下，时间更慢，节奏更缓，生活也更加宁静，但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止慈幼会的神父突然的、毫无来由的歇斯底里，也无法阻止一直潜伏着的恶念的诱惑。几个非宗教人士的学监无一例外，全都在腐化中升华自己。胜之不武。
任何引发暴力的导火线，其实都是借口而已。被吓得不知所措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熄灯后相邻两个人的一句窃窃私语会让神父狂怒不已。他打开灯，大喊大叫，咆哮不止，把所有人从床上赶下来，扯掉他们的被子，瞪着充血的眼睛，挥舞着胳膊。他的下颌紧绷，双颊肌肉因暴怒而抽动，还不时喷着唾沫星子喊着命令。在冬天，尽管窃窃私语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罪人”没有站出来，整个宿舍的人都要站到外面去。120个孩子穿着睡衣，四下漆黑，蓝莹莹的月光映照着院子里的积雪。裹在暖和的毛皮大衣里的神父让我们就这样站着，等着始终没有出现的检举。
为了不丢面子，布里永神父让所有的人去学习，强迫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们写作业，抄句子，在极短的时间里背下一首诗，然后，他随便找出个替罪羊，让他背诗。整个集体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替罪羊。挑个合适的人，以此为借口在夜里将学习时间延长一个小时，或者利用他缓和一下紧张的局面，这对于神父们来说可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次，半夜里蟋蟀的叫声再次激发了他疯魔般的狂怒。被囚禁的我们也囚禁别人：我们习惯在空粉笔盒里养蟋蟀、鳃角金龟或是小蝰蛇。那一次很不巧，蟋蟀的叫声吵醒了神父。于是，上述场景再次上演。但只有那个被神父豢养的音乐课代表还待在床上——因为身体原因，证实了他就是这个狂躁看守的同谋。
一天晚上，不知为什么我就被选中，成了牺牲品。对于那些被关起来的、理论上清心寡欲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他们排遣倒错性欲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一直希望加入慈幼会大家庭的学监——一个助理罢了——要我去孤儿院边上的细木坊找些锯屑，那里已经差不多到了村子的边界，离公墓近在咫尺。
我像胡萝卜须[4]一样英勇，面对夜晚的各种声音：昼伏夜出的鸟儿突然扑哧一声飞过，猛烈的风吹得树枝嘎吱作响，没关紧的窗板发出嗒嗒声，老鼠从食堂外成堆的垃圾桶上蹿跳着逃走。我再也不怕见到任何一个恋童癖神父了——孤儿院就有三四个。
一路从作坊跑回来，加上又是夜晚，木屑在路上掉了很多，我害怕到宿舍时就已经掉光。布鞋和睡衣上沾满木屑、冻得瑟瑟发抖的我把他要的东西给了他。这个见习神父、爱嘲弄人的学监笑着对我说：“好，现在再把这些送回原来的地方。”一到外面，我就把剩下的木屑扔进食堂垃圾桶里，然后躲在水泥楼梯下面，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才回去。
回去之后，我被宽恕了。但事实上，我并没有任何错。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不公，而让我遭受不公的人，正是那些教导我们要公平正义的人，那天晚上，我没有哭。我咬紧牙关，发誓永生不忘，下定决心绝不再哭。如今，只有在面对我所爱之人的苦难或死亡时，我才会流下眼泪。我将我的愤怒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不恨不怨，但还是会为那些受尽野蛮人的折磨而失去愤怒能力的人而愤怒。
没有必要公正，单凭恐惧就足以形成一整套管理模式：在“五月风暴”之前，整个法国都认为“欲要人服从，必先使人畏惧”。慈幼会的神父们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恐惧、专横的模式，才有了这种仿佛灾难随时会发生的紧张模式：哪里都有错误，即使是在错误不存在的地方。从天而降的惩罚，是不公正的、强制的、专断的、任性的。
为了维系“恐惧”这个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每个孤儿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利剑。作业和纪律，是受罚的两大方面。每一次成绩的下滑或是努力程度上的懈怠，或是对成文或不成文规定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触犯，都会招致一系列的管制和惩罚：针对上述两个方面，每个人每周都会有一张10分的成绩单。
这个用不同颜色纸条的评价体系——从最基础的白色到灾难性的黄色，中间是相对严重的橙色——可以从总分里扣掉2分、4分或6分不等。同时，也有一种绿色荣誉纸条，长条形可当作嘉奖，额外加上1分。
自从来了一位凶神恶煞的德语老师，纸条便铺天盖地，我们都很烦她。她会因为不听使唤的录音机而恼羞成怒。另一位英语老师似乎受到魔训法的影响，她让我们学习一张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的单词表。葡萄种植主题周时，我们被迫去学习酿造学、木桶板、后味、酵母、发酵、葡萄孢这些词语，还要掌握40多个概念，还有一个囊括20个单词的问题集。如果得分低于15分，就被贴上黄色纸条。人体主题周，我们学会了“跗骨”“蹠”“胆总管”“气管”以及莎士比亚语言中的“胰腺”，还要带上已故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口音……我后来一直不能自如地在伦敦问路。
每个星期，孤儿院院长郑重其事地把全校同学集中到阅览室，回顾每个人的表现，再宣读分数，然后是评语——通常介于褒奖与责备之间……如果学习或纪律有任一项低于5分，就要接受惩罚。不许看电视，抄写句子、背诗、写作文或者做由惩罚教师指定的练习，即便碰上周末也得照常进行，甚至接下来的几个周末也要一直继续。在这样的游戏里，没有英雄的角色。你有可能才走出禁闭室，就又被关了进去。
惩罚并不仅限于彩色纸条的评分机制。非常简单。有时，身体服务更迅速：屁股上会突然挨上一脚，如果神父觉得哪一个动作太慢，就会抬起高帮皮鞋使尽浑身力气朝他的屁股踹过去，这可能会让他的尾椎骨疼上几天；后脑勺会突然被拍几下，所用的力气大到让你的脖子要折断；胳膊会一下子被粗暴地抓住，然后把你摇晃到肩膀几乎要脱臼；有时候干脆就是几个耳光，打之前还不忘把戒指转个方向。这些在情感上不成熟的成年人，根本不清楚他们的力气究竟有多大，除了粗暴，他们不知道用其他方式跟人对话。
食堂也不应有任何自娱的机会。吃只是为了摄入一定量的卡路里，而不是乐趣。食堂工作的阿姨来自隔壁的村子，看上去像是从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电影里走出来的。有个阿姨走路有点跛，每走一步我们都生怕她会跌倒，另一位有着明显的葡萄牙工匠式的小胡子，最后一位阿姨紧紧地裹在一件蓝色尼龙罩衫里，胖得快要溢出似的。几乎不会有慈幼会的人会因为她们而破贞洁之戒。对于那些遭受力比多折磨之苦的人来说，找个孩子就够了。
纪律，是无时无刻的，容不得一丝松懈。没有哪一分钟没有恐惧的气息。走进寂静无声的食堂；听指令坐下；没有得到允许是不能说话的——有时候，神父发出指令允许交谈，有时得过一会儿，一切全凭他的心情；当值神父连拍两次手，意味着要立刻安静；每个人必须立即执行；一旦有人交头接耳，脑袋上马上就是一巴掌或是一耳光；听到一声响指，大家就要把餐具装到一个白色塑料盒子里，然后把盒子放在破了些洞、有裂口、油乎乎的桌子上；再一声响指，大家起立；再来一声，我们就要安静地走向阅览室。
一天晚上，一位同学拒绝吃西红柿粉丝汤，于是换来了牛血和蛆虫……当然，在这里整个用餐过程都是同一个餐盘。谁不喝自己的汤，就什么也别想吃。挨罚就够了……神父命令他吞下那团血，他不吃，再命令一次，还是不吃。于是神父无名地发火了，揪着那个孩子的头发，把他摔到地上，椅子倒了，神父一边咆哮，一边用穿着军鞋的脚疯狂地踹。在猛烈的冲撞下，那个同学穿过食堂，整个食堂都呆住了，死寂一般。最后在洗碗槽下面，那个同学彻底放弃了抵抗，像野兽一样从嗓子里发出一声声气若游丝的哀号。他的血流了一地，那痕迹看上去就像是家乡村子里的猪肉店刚宰完猪的现场。没有人敢吭一声，那顿饭在无声中结束了。我一直记着那种死寂。
在惩罚手段的法宝里，比黄色或橙色纸条更糟糕、比挨打更恐怖的，还有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手段——猥亵男童。在那个年代，如果告诉别人（比如我的父母）某位神父玩弄小男孩，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比如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将其一生奉献于神并发誓守贞的人，绝不会犯下如此罪行。”但就是发生了……
有一位神父教我们手工劳动。每位同学都很欣赏他的巧手和技能：我们会弄断很多锯条，用半圆凿时力气太猛而把盘子弄穿，用锡把圣母像焊接到茶壶上的时候，会把两块木板上弄得到处是脏兮兮的胶水，或是像烙画师那样在盘子底烧上个松鼠图案，而他总能恰到好处地施展技巧，收拾残局。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在母亲节拿出还算像样的礼物……
然而，每个得到他拯救的人，都要为此付出一点特殊的代价：他以纠正姿势为由，站到某位同学背后，让该同学把手放到自己的手上，说这样方便记住动作，然后趁机延长时间，用身体在同学的后背和屁股上蹭。他动作的节奏和手淫的节奏差不多。
另一位神父教音乐。他身形瘦高，总带着他那只叫“可可”的小嘴乌鸦。大家都把它视作孤儿院的吉祥物。这位神父拖着笨拙的身体，每天绕着上音乐课的大楼走。这个“向日葵”老师比较特别，在各种电线、焊接铁板、各种工具纸张和安装图的重压之下，他的办公室似乎快压垮了。笼子里大大小小的老鼠转来转去。鞋随意地扔在地上，脏兮兮的，臭气熏天。
不过，多亏了他，我们才有了一整套立体声音响——他焊接零件，组装，还将食品罐头改造成了扩音器。他收集了厨房里所有牛肉罐头的包装，在音乐室铺了一地，把那儿打造得像个音乐厅。对面的斜坡上耸立着一棵参天大树，春天，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树影，秋天，它又会变换出秋日的色调，冬天，它则为鸟儿们提供了一个歇脚的好地方。
他让我们在这个远离学校的地方听阿瑟·奥涅格（Arthur Honegger）的《太平洋231号》，还一边讲述车轴、车轮的滚动、蒸汽[5]；用《谢赫拉沙德》的故事或《在东亚大草原上》引领我们进入东方世界；他惟妙惟肖地模仿保罗·杜卡（Paul Dukas）的《魔法师的弟子》，用斯美塔那（Smetana）的《莫尔道河》给我们上了一堂地理课。那是段美妙的时光，对我来说，与阅读时光无异。艺术让我明白，即使人的世界是一座监狱，其中也一样蕴藏着天堂。
作为回报，他强迫我们学习长笛，让我们演奏《在清澈的泉水边》……演奏的同时，他会要求第一排的人换到最后一排去。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全神贯注于乐谱摆弄乐器时，他便趁机抚摸某位同学的头，再慢慢将手塞到衣领里，顺着脖子一直往下摸。有时音乐会走调，因为还在发育中的演奏者被衬衫勒住，被他的抚摸吓得六神无主。
每个周日的下午，独木舟运动也是由他负责的。只有会游泳的寄宿生才获准参加这项活动，想来也是合乎情理。奥恩河水冰凉、纯净、清澈，完全能看见水波之下长长的水藻，好似长发，有绿色，还有斯堪的纳维亚水神般的棕色。水面宽阔，静水流深。
例外的情形是，有位同学不会游泳，但也参加了这项活动，唯一的条件是要跟神父上他的船。这个慈幼会的人向其他人发起划向奥恩桥的挑战，每个人都想第一个从铁桥下冲过去，于是大家开始猛划。与此同时，神父带着他的受害者，驾着小船灵巧地在芦苇中穿过。对他来说，与男童的性爱时光开始了，而那个同学还傻傻地、不知羞耻地承认“被弄得挺舒服的”……蟋蟀叫的那一晚，唯一一个因为身体原因获准留在床上的人，就是他。
还有位神父也经常把玩小男生。他负责监管纪律——那时候我们还不说“教育顾问”……所有被关在门外的孩子都知道，他会有规律地到走廊上来，然后把他们带进去，他手中掌握着某种可以让其余所有老师保持沉默的办法。他的办公室，没有人愿意进去。
再说说医务室的那个慈幼会的人吧，那个医务室也没人愿意进去。因为轻微的头痛和偏头痛一样，病人必须立刻把短裤脱掉，然后被摸来摸去。长裤要脱到鞋子上，如果我们抗议说这并不是相关部位，就会听到“并发症无处不在！”的回答。不一会儿，舔完阴囊的人得到了放松，宣布说可以回去上课了，而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一小颗阿司匹林。那时的我一直忍着头痛……
纪律、惩罚、合法、非法、好的、坏的、错误，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上也是胆战心惊：不是因为努力不够，而是因智力欠缺而获得糟糕成绩的人，同样要接受每周评分的评价，然后被处罚。
在食堂痛打学生的神父，在教法语时也会用一些惊世骇俗的方法。隆冬时节，他会大开窗户，让我们背诵诗歌或深呼吸，他张开两只胳膊，一边跨过书包，一边按顺时针方向在阅览室里跑圈，而那可是一间能容纳一百来人的大教室。
不明白是出于何种教学上的考虑——没准是1968年事件的后遗症……——他制定了一套录音课程系统，把上课内容录在他的小磁带录音机上，录音机要插电，配有接线盒和他自制的分流器。录音总有些嗞啦嗞啦的噪声，到处都接触不良。最恶心的是，隔壁班听录音的学生会把耳朵里的耳屎黏在录音机上……
他还会在教室里拉上尼龙绳，把从《朝圣者》和《天主生活》里剪下来的图片用晾衣夹夹在绳子上。每个人都很怕被他点到名，对那些陈词滥调做即兴发言。回答不上来的学生可能被打骂或训斥，但也有可能就此触发一个危机，一个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因什么而爆发的危机。
另外，还有一位数学老师，毛发日渐稀疏，睫毛和眉毛也未能幸免。起初，他斑秃的头顶看上去很像戴了顶教士的圆帽。为了美观，他还把颜色弄成了褐色，后来便戴上假发。在一次和学生的肢体冲突中，假发被撞飞了，露出光溜溜的脑壳，看起来像是半边屁股。
他有清嗓子的怪癖，把痰咳在嘴里，像嚼牡蛎似的嚼一嚼，然后鼓起腮帮，像品味波尔多产的好酒那样再重新吞下去。在教室里就能听到长长的走廊深处传来的他的声音，边走边念笔试考题：“第一页前半部分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接着念题目——接着是第二道题、第三道题。其间，他会放慢脚步，要求回答要简单扼要，然后一走进教室便说：“现在，我开始收卷子。”同样，动作慢的要么有幸在某一天逃脱他的惩罚，要么就是触发危机。
每日第一次祈祷在早晨，要求空腹，持续半个小时；日暮时分会再有一次半小时的祈祷，晚祷之后是晚间谈话，是感化个人、评论时政的时间，也是为众多的先人前辈祈祷的时刻——这个活动让我接下来的30年都获益匪浅，大家都很乐意……——，甚至是文学片段阅读时间，最有文化的慈幼会人弄来的唯一的文学作品：《读者文摘》。我手边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这部作品也如此。
晚间谈话由莫阿勒神父负责，这是个闷闷不乐的单簧管演奏者。他知道我对唱歌和运动都不感兴趣，不过我会在这两项孤儿院里有名的集体活动时尽可能地去读书。我读过让·罗斯坦（Jean Rostand）——那时，我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但他没有回信……——我当时想成为生物学家，还把他冗长的哲学说教当作生物学。
一次班会上，在意向卡片上，我流露了自己对古阿弗雷城科学活动的强烈兴趣，于是换来了自然科学课上各种苦差：把小便尿在一个试管里以测量蛋白质；为了证明条件反射与大脑无关，用生锈的剪刀剪下青蛙的头，在仍在不断抽动的青蛙腿上涂上酸性物质……
负责晚间谈话的神父不喜欢所谓的“读书人”……一次晚课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念了那本蹩脚杂志中的一段，然后问我他刚刚念的那句话的作者是谁。就这么凑巧，我前段时间恰好读过那一段，我能回答——那是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所写的一篇关于单性繁殖的文章（比如两栖类动物，但这个可不够高尚，神父们以此为据一直推论至圣母玛利亚！），这个擅长关爱众生的专家并没有坚持下去——他的耳光失去了目标。
还有一次晚间谈话时，一名以前的学生被当作成功的典范介绍给我们：他成了一名汽车销售员，开着一辆还未发行的R15样车而来，橄榄黄，耀眼夺目，他得到了在晚间谈话中发言的殊荣，发言间他赞颂了孤儿院和神父的美德，以及孤儿院对他的培养等。当时，学校正在组织一次赴英国的旅行；他提出如果我们中间有哪位同学的父母因经济能力有限不能负担旅行费用，将由他来出资，当然这个人要“值得”。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一嘉奖的标准，但很清楚地看到某个学生得到了，不是我那四个不幸的同伴，也不是我。当其他人都坐上大巴出发旅游时，只有我们几个还待在孤儿院。慈幼会的人没有想到还会留下这一小撮“社会垃圾”，那天晚上他们甚至忘了给我们预备晚餐……星期天，孤儿院的老虎钳在不知不觉间松了那么一点。暴力暂停了……多了些温柔和关怀，时间慢了，长了。但纪律仍然在继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羊皮而不是狼。这段更灵活的时间开始于周六傍晚的宗教教育。接着，家长来访，车辆往来穿梭，孩子们会用凶狠的目光盯着别人的父母。孩子们的目光？那是最原始、最凶恶的目光。
大客车让院子里的通行变得艰难。我第一次出去时，便体验到了这群人的野蛮，仿佛是长着爬行动物脑子的游牧民族。进入技术教育阶段的青少年们涌向巴士，我十岁的身板还不能与他们抗衡。我只记得我把行李箱放在所有人头顶上方，心想我可不要一直站着。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把我小小的身板挤进那群散发着臭味、肌肉发达的寄宿生中。不过还好，我是坐着的。
每次大家离校的时候，看着其他人离开，我都有咆哮的冲动，接着会像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啜泣。我希望时间倒流，好让我躲在某个角落，像胎儿一样蜷缩着，在自己的尿液、粪便中一动不动，等着假想中的世界末日来结束这场噩梦。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待在狗窝里面长满疥疮的狗。
孤儿看着自己的同类——还没那么孤苦无依的——一个个离开，也许知道这个事实对于留下的孤儿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老师们似乎放松了一点。虚伪的和蔼，可耻的关心。瓶子里的薄荷和石榴汁让水变得可口了许多；有了星期天才有的黄色或橙色苏打水；在玻璃板上放映《丁丁历险记》，当班的神父还要就着手电的光亮念稿子来做评论。丁丁在月球探险的那些故事其实没什么好哭的，但我却一直强忍着泪水，仿佛几个世纪那么久。
周日早上要做弥撒。每次走出小教堂时，我都带着坚定而明确的意志：不去相信这些废话，哪怕一秒钟。不是神父让我成为无神论者，我本来就不是；反倒是他们的表演，让天生无神论者的我更加笃定地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多么的失败。这是一个孩子对那些未能真正长大成人之人的怜悯。
当我待在村子里时，不得不让本堂神父签署一份文件，证明我确实做过日课。我很快便学会了他的签名，还在教堂旁边的村镇洗衣棚下面抽父亲的茨冈牌香烟。有时，我会爬到一棵树上看书，那棵树一直延伸到河面。当我听见教堂的钟声时，我就知道该回家了……
第一次离校回家时，我和我的小弟弟一起去摘栗子，三钟经[6]的响声触发了我的恐慌，几乎要哭出声来。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觉得自己要是没有出生就好了。我感受到了事实性[7]，它用一种黑色的火焰将我烧成灰烬，只留下一丝死亡的味道。
礼拜日午饭的结束意味着返回无底深渊的倒计时开始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抱怨说礼拜日的饭钱已经付给学校了……）时间开始飞逝。明天已经干扰到了现在；一想到周一就让今天是周日的事实变得黯然失色；想到即将到来的地狱，此时此刻就被毁得干干净净。我成了一个新鲜的伤口，每一秒都像一把刀一样在割着这个伤口，一刀比一刀深。
周一的早晨是昏黄色的，是房间电灯的颜色，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住着我的父母、弟弟和我——17平方米，上面一层还有个一样的房间。还要回孤儿院多少次？我不知道。四年，四个没有尽头的寒冬，四个250天的寒冷和孤苦，1000个日夜就这样在我童年已经腐烂的尸首面前过去了。14岁，我已千岁——永恒就在我身后。
叫“波贝特”的母狗和叫“可可”的小嘴乌鸦死了；可怜的费尔南也死了；莫阿勒神父也死了，埋在英吉利海峡岸上的一个沙滩上；手工课老师离开了慈幼会的圈子，听说结了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过得还不错；那几个恋童癖——音乐迷、纪律委员——没有消息；医务人员长眠于学校的公墓；一个体育老师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妻子曾在实验课时给我递过剪刀剪青蛙的头，她还没缺过我在卡昂人民大学的任何一节课；打人的神父退休了，听说身体很糟糕；那个头秃得像半个屁股的神父，离开的时候没有戴假发；我们曾说过一两次话，他觉得我有很多奇特的幻想，不久之后他便记不清东西了，得了种不治之症。
我对谁都不怨恨。我更多的是同情这些木偶，舞台太广阔，命运太渺小。这些可怜的家伙，从受害者变成刽子手，只是为了努力让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命运的玩偶。我知道，孤儿院已经杀掉了里面的好几个人，他们再也恢复不过来，他们摔了、碎了、毁了。但孤儿院也为社会这台大机器制造了不少温顺的零件，好配偶、好父亲、好工人、好公民，可能还有好教徒吧。
有一天，我陪母亲去公共救济办公室了解她母亲的身份，在那里我们发现，在她被抛弃的同时，她的哥哥被放在了……“苦寒”孤儿院！鉴于我所知道的，我有义务去安抚母亲无法平静的心灵。面对那些向我们放出恶犬，而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我们若能报以平和的姿态，便是真正的成熟，而且对于超脱怨恨的生活来说，这种姿态是必要的。怨恨太费心力了。宽容是成人的一种美德。
为了摆脱人与人之间阴暗面的折磨，我求助于书、音乐、艺术，特别是哲学。写作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写了30本书之后，我感觉应该重拾自己的话语了。这篇序言就是关键，后面的内容都来自我的所有作品，而每一部作品又都源自从孤儿院开始的生存实践。平静，没有仇恨，不在乎轻视，远离任何报复念头，抽离于所有积怨，接受痛苦的巨大力量，我只想去培育和传播这“生命的力量”——源自斯宾诺莎的著名格言，在他的《伦理学》中，这句格言宛如嵌入其中的钻石。只有用这“生命的力量”编织成的艺术才能治愈那些过往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伤痛。
2005年11月1日
[1]弗朗索瓦·德·撒勒的作品。（除特殊说明外，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
[2]圭·德鲁特（Guy Drut），前法国体育部长暨奥运会跨栏冠军。
[3]一项汽车赛事，每年6月在法国萨尔特省（Sarthe）省会勒芒（Le Mans）举行，持续24小时。
[4]儒勒·列纳尔（Jules Renard，1864-1910）的作品《胡萝卜须》的主人公。
[5]奥涅格生活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蒸汽机车的黄金年代。该作品是作曲家专门为自己喜欢的一种叫“太平洋”的蒸汽机车所作的管弦交响乐，而题目中的数字“231”则代表该机车独特的轴列式——2+3+1。
[6]教堂于晨、午、晚鸣钟，提醒教友纪念耶稣降生救世的奥迹。
[7]存在主义哲学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