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完美诱惑
使用符号的做法总是存在着矛盾的心绪，其作用总是牟取。牟取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先让符号（力量、现实的东西、幸福，等等）出现，然后再攫取；二是先提出某事，然后再加以否定与击退。人们知道，神话的神奇思想就在于牟取变化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片、新闻和信息的普遍消费也在于牟取现实符号中的现实，在于牟取变化符号中的历史，等等。
不管怎么说，我们带着距离提前或过后消费着现实。这里的距离是符号距离。譬如，当《巴黎竞赛报》表现保卫将军（Général）的密探在警察局的地下室练习开冲锋枪时，其图片并不作为“信息”来读，也就是说，要人们考虑到政治背景和实际发生的事：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它传输着一次绝妙的暗杀企图，一个惊人的暴力时间企图；暗杀要发生，即将要发生。图片是某种先兆和事先得到的享受。所有的邪念都实现了。这里得到的与对货船里神奇的丰盛的期待，结果完全不同。货船或灾难，总是有一种完美的诱惑结果。
确实，可以说我们的幻影来到图片里自我显示，并在其中自我消费。但是与这种心理面相比较，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为了同时被消费、被后置的东西：现实世界、事件和历史。
使消费社会带上特点的，是大众交际中社会新闻所具有的普遍性。所有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信息，都是以既微不足道又无比神奇的相同形式，从不同的社会新闻中获取的。它整个地被加以现实化，也就是说，用戏剧性的方式加以戏剧化——以及整个地加以非现实化，通过交际的中项产生距离，而且缩减为符号。因此，不同社会新闻并不是其他范畴中的一种，而是我们神奇思想中的、神话中的主要范畴。
这种神学建立在现实性、“真相”和“客观”的更为贪婪的要求上面。写实电影、新闻报道、快讯、爆炸性照片以及证词资料等随处可见。但到处所寻求的，是“事件中心”、“争论中心”、活生生的东西、面对面的东西——亲临事件发生现场所产生的头晕目眩、亲身体验时所产生的剧烈寒战（Grand Frisson du Vécu）——也就是说又一次奇迹（MIRACLE），因为确切地说，所见到的、拍上电视的、录进录音带的事实真相，指我并不在场，但却是最真实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实。再换句话说，就是幻影。
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或者说，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为亚马逊平原的中心、真实的中心、激情的中心、战争的中心，这个作为大众交流的几何地点并令人头晕目眩的、令人伤感的“中心”，确切地说，它们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地方。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符号令人产生安全感。
因此，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奇迹般的安全：当我们观看世界形象时，有谁把突然闯入的现实与不在场而产生的内心快乐加以区别呢？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与外界产生的距离则巩固了这份宁静。对真相的强烈影射并没有损害它，只是骗了它罢了。
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相当微不足道。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大众传媒并没有让我们去参照外界，它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不过它得到了真相担保的证明。这里，人们可以给消费生产力下个定义。消费者与现实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利益、投资、责任的关系——也非根本无所谓的关系：是好奇心的关系。根据这种简图，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此已经明确的消费尺度，不是对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而是缺乏了解（MéCONNAISSANCE）的尺度。
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
借此机会，我们可以给消费地点下个定义：它就是日常生活。后者不仅是日常行为举止的总和。平庸和重复的一面是一种诠释体系。日常性是整个一个生产力在超经验的、独立的、抽象的范畴（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在“个人”的、内在的、封闭的和抽象的范畴里产生分离。工作、娱乐、家庭、关系：个体重新组织这些时，采用未展开的方式，并站在世界与历史的这一边，把严密体系的基础放在封闭的私生活、个人的形式自由、对环境占有所产生的安全感以及缺乏了解之上了。从整体的客观角度来看，日常性是可怜的、剩余的，但是在使“内用的”世界完全自治与重释而所做的努力中，它却是起决定作用的，令人安慰的。个人日常性的范围与大众交流之间深刻的有机联系就在于此。
作为封闭（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地被消费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它喜欢事件与暴力，条件是只要后者充当它的同室战友。夸张一点地说，就是在越南战争图像前感到轻松的电视观众。电视图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间的反向窗口，世界残酷的外在性在这个房间里变得亲切、热烈，邪恶般的热烈。
消费在这个“感受”层面上，竟把对世界（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最大范围的排斥变成了最大的安全系数。正因为压力消化得不够，它才瞄准这个幸福的。但是它碰到了一个矛盾：即新的价值体系导致的被动性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社会道德仍然是意志、行为、效率以及奉献的道德。由此便产生了与新的享乐主义行为相伴随的强烈的犯罪感，以及“欲望战略家”认为不要把被动性视为犯罪的紧迫感。对于千百万安居乐业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被动性视为犯罪的。大众传媒戏剧性的夸张（社会新闻或灾难被视为所有消息的常见类别）就在于此：要想解决清教徒的道德与享乐主义者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种个人范畴的宁静必须像被剥夺的价值一样，经常受到灾难命运的威胁与环抱。只要有外部世界的暴力和不仁道，安全就会如此被更进一步加以认识（在享乐经济中），就会时时刻刻觉得如此被选择是不无道理的（在拯救的道德经济中）。命运的、激情的和命定性的符号，只有在有所防御的区域周围大量地涌现，才能使得日常性重新获得伟大与崇高，而实际上日常性恰恰是其反面。命定性就是这样处处被暗示和表示，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平庸得到满足并得到宽恕。电波中、报刊上，以及个人之间的和全国性的讨论中，有关交通事故的异常收益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日常命定性”中最为美好的不幸，人们之所以怀着如此的激情去挖掘，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集体性的主要功能。再者，能与关于车祸死亡事件唠唠叨叨的叙述相抗衡的是天气预报：这两者是一对神话——太阳带来的困惑与有关死亡的冗长叙述是无法分开的。
因此，日常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适和被动性所证明出来的快慰，与有可能成为命运牺牲品的“犹豫的快乐”搅到了一起。这一切构成一种心理，或更恰切地说，一种特别的“感伤”。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其意识形态就产生于此。(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