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分离
不仅是丰盛，而且是危害本身被社会逻辑捕获了。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须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伴随着价值的“滑动”和新的用途等级的出现，日常必需品变得相对一致。失调和不平等并没有减缓，而是被移位了。日常消费品的社会地位愈来愈低。收入本身因巨大差异的不断缩小，已失去作为明显标准的价值。（局限于支出、购买和拥有有形物的）消费甚至有可能会逐渐失去它目前在身份地位变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被其他行为标准和范畴取代。如果它不再具有什么意义，它至少会成为每个人的特有财产。
至此，我们看到社会等级来自于更为微妙的社会标准：工种和责任类别、教育和文化水准（日常消费品的方式可能是一种“稀有财富”），以及参与决策程序。知识和能力是或即将是我们这个丰盛社会的两个重要的财富。
但是这些抽象的标准，今天并不妨碍我们看出其他具体标准中不断增长的差别。居住形式的分离不是件新鲜事，但它越来越与知识和长期的思辨联系在一起。由于地理区域的分离（市中心和市郊，住宅区、豪华棚屋和郊区宿舍等）、可居住空间（住房内外）以及第二住宅的划分等，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抗拒。与空间以及空间的社会符号相比，今天，物的重要性很小。因而居住形式能构成与其他消费品功能相反的功能。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能构成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而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
自然、空间、新鲜空气和宁静：这就是我们在两个社会极端等级的支出差别指数中所发现的、所寻求到的稀有财富和昂贵价值的结果。工人与高级干部在日常必需品上的差别为100∶135，居住设施上的差别为100∶245，交通工具上的差别为100∶305，而娱乐上的差别竟达到100∶390。这里，我们不应仅看到在同质居住空间上量的递增，而应透过这些数据，看到与所寻求的财富的质相联系的社会差别。
人们大谈特谈健康权、空间权、健美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随着这些新的权利的出现，为什么就不会同时出现健康、娱乐、健美与新鲜空气的部长们呢？所有这些似乎反映了机构权试图要压制个人和集体的总体进步。它的概念很模糊，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其反面。空间权出现的条件是：只有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空间的时候，而且只有当空间和宁静是一些人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获得的特权的时候。同样，只有当不是人人都拥有土地的时候，才会出现“地产权”；只有当工作在分工的范畴里不再是可交换的商品，也就是本质上不再属于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工作权。那么，人们会问“娱乐权”是否同样意味着娱乐像过去的劳动一样正在向社会技术分工阶段过渡，意味着娱乐的结束呢？
这些，作为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它从有关成分向着区别性的符号和阶级（等级）特权过渡。“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其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资本主义制度中进步的东西不应视为客观的社会进步——因为这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形式，即转变为两种源泉：
1．经济利益；
2．社会特权。
等级机构
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人们试图把消费、把不断享用相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相同的产品（？），作为缓和不断加大的社会不平等、等级以及权利和责任的差异东西。事实上，消费的意识与学校意识一样，都很好地起到了这个作用（即人们在电动剃须刀和汽车面前完全平等——就像人们在看书写字面前完全平等一样）。当然，今天每个人都看书写字。每个人都拥有（或将拥有）同样的洗衣机，买同样的袖珍书。但这种平等完全是形式上的：看起来最具体，而事实上却很抽象。正是在这种抽象的、同质基础之上，在这种拼写的或电视机里宣扬的抽象民主基础之上的反方向上，真正的分辨体系才能更好地加以实施。
实际上，作为这种社会机构的符号，消费产品创建了这种初级的民主平台，对此人们甚至并不相信。因为从消费产品本身或单个（汽车、剃须刀）看并没有什么意义：唯一有意义的是当它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的形状，与这些物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整个社会“前景”。那里总有一个区分性的意义。它们自己把这种决定性的结构转嫁到符号的（细微的差别）的物质性上——而且人们不知道它们是通过什么奇迹摆脱的。跟学校一样，它们服从于其他机构所给予的相同的社会逻辑，直至给出相反的意象。
消费是一个与学校一样的等级机构：在物的经济方面不仅存在不平等（购买、选择和使用被购买力、受教育水准以及家庭出生所决定）——简言之，正如不是人人都有相同的读书机会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拥有相同的物——而且更深入一步地说，有个根本的差别存在着：一部分人能够获得环境要素（职能用途、美学组织、文化活动）理性的、独立的必然结果：他们与物毫不相干，从本意上讲他们不“消费”；而其他人则注定要献给一种神奇的经济和原封不动的物，以及作为物的其他所有东西（观点、娱乐、知识、文化）：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
同样，知识和文化对于那些没有抓住要害，也就是说，没有掌握合法的、合理的和有效的使用窍门的人来说，只是意味着更为尖刻、更为微妙的文化分离。因为知识和文化在他们的眼里，以及在他们的运用过程中，只是充当着一种额外的超自然力量，一种神奇力量的储备，而不是其反面：一种学习和一种客观的培养。(3)
拯救的一面
物以其数目、丰富、多余、形式的浪费、时尚游戏以及所有那些超越其纯功能的一切，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STATUT）——这种命定的恩赐只有某些出身好的人才能获得，而大部分人由于其目的地相反，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这种遗传的合法性（无论是血液的还是文化的）本质上属于地位概念。它决定着整个社会动机的活力。在每个人内心向往的深处，都有一种出生地位，一种恩赐和完美地位的思想目的。同样，它也困扰着物的环境。它引起一种狂热，一种小摆设、小用具和吉祥物的狂暴世界。这些小玩意个个都想表示一种价值的永恒，都想在无法通过恩赐拯救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拯救。
古董的特别声誉就源于这里。它是继承、天赋价值和不可逆转的恩赐符号。
这是一种要求通过物而拯救的等级逻辑，是一种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的拯救方法：与通过恩赐和选举获得的拯救相对立的“民主”原则，君主专制的原则。不过，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恩赐而获得的拯救，在价值上总是胜于通过努力获得的拯救。这几乎就是人们在中低层阶级中所看到的东西。这里“通过物的证明”，通过消费获得的拯救，在其没有反映思想的目的性过程中，上气不接下气地、毫无希望地想获得一种人赐的、天赋的和宿命的地位。但不管怎样，这种地位仍旧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后者在其他地方通过文化和权利的行使展现着其美好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