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
今后将会有一个世界性的疲劳问题，就像现在有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一样。矛盾的是它们两者是相互排斥的：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和我们谈过的无法控制的暴力一样，都是丰盛社会的特权，已经超越了饥饿和传染性匮乏，后者仍是那些前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疲劳，作为后工业社会集体症候，因此回到了舒适之“机能障碍”这一极为反常的场域。作为“世纪新病症”，应该将它与其他反常现象联系起来分析，它们变本加厉的复发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应该尽一切努力去解决它们。
正如新暴力是“无目标”的一样，这种疲劳也是“无理由”的。它与肌肉及体能的疲劳毫不相干。它并非源自体力的消耗。当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谈到“神经的消耗”、“抑郁”和精神与身体的交谈。这类解释如今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出现在所有的报章之中（以及所有的会议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像躲在一个新证据之后那样躲在那里，带着一种被自己神经追捕的贪恋不舍的快乐。当然，这种疲劳至少意味着一件事情（和暴力及非暴力一样的揭示功能）：即这个自以为且自视为总是朝着取消努力、朝着解决紧张、朝着更多的简单和自主而持续前进的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充满了应激、紧张、兴奋的社会，其中对满足的全面总结暴露出一个越来越大的赤字，其中个体与集体的平衡恰恰随着用以实现它的技术条件的增加而越来越遭到损害。
消费的主人公们疲劳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可作多种解释。消费程式并没有实现机会均等和社会（经济的、地位的）竞争的缓和，相反却使各种形式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尖锐。通过消费，最后我们只是来到了一个充满了普遍化了的、极权主义的竞争社会中，这种竞争表现在一切层面上：经济、知识、欲望、身体、符号和冲动，对今后在一个永不停止的区分和超级区分程式中被作为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一切事物发生作用。
还可以接受匈巴尔·德·劳的解释，即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它假装的那样为“期望、需求和满足”做好了准备，而总是在个体及社会范畴身上制造出越来越大的失调，它们同时受到了竞争及社会提升动机的命令以及此后完全内在化了的取悦自己的最高命令的支配。在如此之多的逆反约束下，个体失去了协调。不平等的社会失调，再加上需求和期望之间内在的失调，使得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不协调、越来越分崩离析的社会，一个“不适”的社会。疲劳（或者“虚弱”）因而可以被解释为当代人对这种生存环境消极拒绝的应答。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消极拒绝”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暴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只是可能的应答之一，另一种应答形式则是公开的暴力。在这里，又要套用双重性原则。疲劳、抑郁、神经症通常都可以转变为公开的暴力，反之亦然。后工业社会公民的疲劳与工厂工人可能进行的罢工、制动、“减速”或学生的“厌学”相距并不遥远。这全是些消极的、“嵌入”的（取该词在“嵌甲”中的意思）抵制形式，在血肉里向内发展。
事实上，应该把所有出自自发角度的评说颠倒过来：疲劳并不是与外部社会超积极性相对立的消极性的——正相反，在某些条件下，它是可以与普遍消极性的束缚，即目前社会关系的束缚，相对立的唯一积极性之形式。学生疲劳，是因为消极忍受教师讲课；工人、官僚疲劳，是因为他们工作中的所有积极性都被剥夺掉了。当代公民之所以患上政治上的“麻木”这种紧张症，是因为个体除了保有那微不足道的全民直选权之外，一切决定权都被剥夺了。确实这也是因为生产线及办公室的工作使身体及精神感到乏味，也是因为工作环境死气沉沉，以及因为我们社会对身体进行的那种长期充分使用的状况，使得人们长时间保持或站或坐的姿态，造成了肌肉、血管、生理的蜡屈症。但这些都不是本质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法像那些天真的专家们所说的那样能通过运动和肌肉锻炼（其效果不会比镇静剂或兴奋剂好多少）来治愈“病理”疲劳之所在。因为疲劳是一种潜在的不满，它转而指向自己并“嵌入”自己身体之中，因为在某些环境中，这是被剥夺了一切的个体所能支配的唯一东西。就像美国城市中的黑人反抗总是先烧掉他们自己的社区一样。真正的消极性恰恰就是对系统快乐的妥协，它表现在那“精力充沛的”干部身上、在完美地适应了其持续活动的那敏锐的眼睛中和那宽阔的肩头上。疲劳，它，则是一种积极性、一种潜在的、传染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由此廓清了其功能：各种形式的“减速”（和神经症一样）是避免彻底和真正“失速”的唯一出路。且正因为它是一种（潜在的）积极性，所以它能突然转变为公开的反抗，譬如五月风暴中随处可见的情形。五月运动自发的、全面的传染、“迅速蔓延”只有在这样的公设中才能被理解：人们所认为的迟钝、疏离、普遍消极性实际上正是一种潜伏在它们的忍耐本身、疲劳、回流之中的积极力量，因而是即时可用的。其中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奇迹。而五月以来的回流也不是对过程不可解释的“颠倒”，而是从一种公开反抗的形式向一种潜在不满的模态的转变（另外“不满”一词，并不仅仅对这最后一种形式有价值：它指涉的是一种彻底转变的实践过程中被阶段性切分出来的多个拒绝形式）。
说过这些，我们要把握疲劳的意义，还应该超越那些社会心理学解释，将它置于抑郁状态的总体结构之中。失眠、偏头痛、头痛、病理肥胖或厌食、迟钝或强制性过度活跃：这些形式上不同甚至对立的症候，事实上可以相互交换、相互替代——躯体的“转变”总是伴随着这一切症候的潜在“可调换性”，甚至受到这种“可调换性”的规定。然而——关键一点是——这种抑郁性的逻辑（也就是，不再与器官病变或真实的机能障碍相联系的症候“四处溜达”）呼应着消费逻辑本身（也就是，与物品客观功能再无联系的需求和满足根据一种本质上的不满足而相互承接、相互打发、相互替代）。调节需求流动和抑郁症候“流动”的，是同一种不可捉摸的、无限的特征，是同一种系统可调换性。这里我们将回到我们在分析暴力时已谈及的双重性原则，来对消费及精神发泄/躯体化（疲劳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系统的总体的结构性命令作一概括。我们社会的所有程式都是朝着一种解构、一种对欲望的双重性进行分解的方向的。这种双重性在享受和象征功能合并后而解体，然而它依据的是同一种双向逻辑：欲望所有的肯定性过渡到了需求和满足的链条之中，其中它根据一个受到指引的合目的性而分解——欲望所有的否定性则过渡到了无法控制的躯体化或暴力的表现之中。这样便廓清了整个程式的深刻统一性：其他任何假设都无法考虑到这众多混杂的现象（丰盛、暴力、欣快、抑郁），这些现象一起构成了“消费社会”的特征，我们感觉到它们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其中的逻辑从一种传统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还是无法解释的。
应该更进一步深入——但不是在这里——进行分析：
1．把消费当做“转变”，也就是说，当做从物资缺乏向那些作为部分物品而接连得到投资的一系列能指/物品进行“象征”转移的整体程式，来进行分析。
2．在一种关于身体及其在现代性系统中客体地位的理论基础上，将部分物品理论推广到躯体化进程——其中也存在着象征转移和投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身体理论是消费理论的本质——因为身体是所有这些双重性程式的一个概括：它既被当做色欲关切的对象而得到自恋式投资，又被当做忧虑和侵袭的对象而得到“躯体式”投资。
“这完全是经典的，”一位精神身体学家评论道：“您在您的头痛里寻求避难。也可以在其他任何一种疾病中寻求避难：如结肠炎、失眠、各种不同的瘙痒或湿疹、性问题、肥胖症、呼吸、消化、心脏系统问题……或很简单地，最经常的情况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疲劳。”
抑郁尤其出现在劳动束缚结束而满足时间开始（或应该开始）之际（如总经理们从周五晚上开始持续到周一早晨的偏头痛，“退休者”们迅速的自杀或死亡，等等）。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在今天对自由时间的制度化、礼仪化要求背后，“休闲时间”发现了一种对工作、活动的不断增长的要求，一种“做”、“行动”的冲动性需要在蓬勃发展，以至于我们虔诚的道德学家们立刻就从中看到了劳动是人“与生俱来的使命”的一个证据。宁可认为在这种对劳动的非经济性要求中，始终是满足和休闲中未得到满足的好斗精神在表达。但它不会就此得到解决，既然它来自欲望双重性的深处，并在此重新组织成为要求、对劳动的“需要”，而因此重新加入了需求循环，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循环中对欲望而言是没有出路的。
正如暴力可以重新变成进行驯服的工具，为了歌颂安全，疲劳和神经症同样也可以成为区分的一种文化特征。所以疲劳和满足的一切仪式都优先在受过教育和享有特权的人身上发挥作用（但是这种文化“托辞”流传得非常迅速）。在那个阶段，疲劳毫不反常，而我们刚刚就此所说的一切，对这种“必须的”疲劳来说都毫无价值：它是“被消费的”疲劳，并归属于交换或名誉地位的社会仪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