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关于人类性行为进化的基本问题一样，我们再次发现古希腊人确实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见解，但并非体现在科学理论上，而是体现在喜剧作品中。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戏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trata，公元前411年首演）中，雅典的家庭主妇吕西斯忒拉忒联合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敌对城邦的女性，共同承诺在男人们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并结束代价高昂、危害百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不与丈夫及情人发生性关系。女性的性罢工增强了两性冲突的喜剧效果，最终男性完全屈服于女性的条件。通过女性有组织地主张自己的性自主权，希腊重获和平。
虽然吕西斯忒拉忒的行为没有被设定在进化时间表上，但这部戏剧的确包含一些与进化有关的观点。女性对暴力的容忍度远低于男性。尽管死于暴力的男性要比女性多，但从繁殖成功率来说，女性付出的代价更高，因为她们在抚养因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而死去的儿子的过程中，比男性的投入更多。像杀婴行为一样，在战争中失去孩子对女性这一生的繁殖成功率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这部喜剧还表明，女性的性决策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足以对抗男性的暴力行为。性罢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雅典和斯巴达的所有女性都达成了统一意见，女性间的共识赋予了她们力量。吕西斯忒拉忒改造男性的方式不仅与性有关，显然也与审美有关。在这部戏剧中，吕西斯忒拉忒向雅典和斯巴达的女性提出建议，如果丈夫强迫她们性交，就要使男人获得的快感尽可能少。她指出，男人们很快就会感到厌倦，会想念两情相悦的性爱中那种完美的审美体验。因此，女性一旦遭到强迫，就会拒绝给予男人性快感。最终，雅典和斯巴达的女性成功地消除了男性的侵略性，而且没有引发代价高昂、侵略性的“军备竞赛”。
因此，在回答“男性会在什么情况下交出自己的武器？”这个问题时，吕西斯忒拉忒告诉我们，对抗男性暴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攻击男性最脆弱的地方，即腰带以下的部位。
这正是我推测的男性攻击性降低、合作性社会气质和人类社交商的进化机制。我认为这些改变不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发生的，而是在女性的基于审美的配偶选择推动下发生的。
想象一下在人类原始祖先的种群中，一部分受精过程是由男性的暴力胁迫决定的，而另一部分是由女性在择偶时对特定的男性炫耀特征的偏好决定的。就像园丁鸟或侏儒鸟一样，如果女性对男性的某种新的炫耀特征产生了偏好，这种特征又恰巧与推进女性性自主权有关（就像园丁鸟搭建的保护性的求偶亭，侏儒鸟求偶场里高度合作性的社会关系），这些新的择偶偏好就会继续进化，因为这样的特征和偏好会增加种群中所有女性在非强迫的情况下选择配偶的频率。换句话说，女性的选择将进一步加强女性的选择自主权。女性对这些特征的偏好会削弱男性通过外力和胁迫让女性受孕的能力，使越来越多的受精过程是通过女性的选择发生的。我们从很多其他的身体和行为特征中已经看到，审美协同进化的自组织机制将会创造一个新的反馈回路，增强女性在面对性暴力和性胁迫时维护自己的配偶选择自主权的能力。
根据这个假说，女性在进化过程中达成了具有侵略性和性强迫特征的男性并不性感的共识，从而改变了男性社会行为的本质。
但是，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存在雌性配偶选择行为，那么这种行为是如何在人类中出现的呢？不幸的是，研究人类配偶选择的起源非常困难，因为它很可能就出现在我们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生活的时期刚刚结束的时候。然而，尽管大猩猩和黑猩猩在雌性的择偶方式上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进化，但我们能从类人猿祖先身上看出相关的认知潜力。不管是生活在野外还是处于圈养状态的黑猩猩和大猩猩，熟悉它们的人都会生动地对它们丰富的社会个性和个体好恶的强烈表达进行描述，这表明它们具有识别和评价彼此的认知能力。在大猩猩群体分裂或者黑猩猩夫妇私奔的行为中，雌性类人猿能进行某种程度的配偶选择。因此，雌性类人猿有形成择偶偏好并做出配偶选择的认知能力，但它们缺乏把这种欲望付诸实践的社交机会。人类远古祖先进行配偶选择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细节无论是什么，都不难想象，原始社会的女性一旦获得了社交机会，就有能力进行配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