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发现了性冲突和性胁迫的现象，但它们发生的频率、规模和致命性都和我们在类人猿近亲身上看到的完全不同。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雄性的杀婴行为时，就会发现我们和大多数猴子及类人猿近亲之间的巨大差别。从人类生物学的角度看，一般的雄性狒狒、大猩猩或黑猩猩都是在等待机会的杀婴狂。在狒狒群体中，雄性杀死的婴儿占死亡婴儿总数的38%；在大猩猩群体，这个比例大约是33%。而在人类社会中，几乎没有发现这种行为。尽管男性仍然要对绝大多数人类的暴力行为负责，包括偶然发生的儿童死亡事件，但男性并不会为了自己的繁殖利益而杀害年幼的孩子。事实上，大多数有关杀婴行为的人类学文献讲的都是母亲的杀婴行为。
人类几乎根除了雄性杀婴的行为，这成为灵长类生物进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包括男性间的性竞争减弱、性胁迫行为减少，以及女性性自主权的质变和量变。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男性会在什么情况下交出自己的武器呢？什么样的进化机制能对抗会加剧性胁迫的男性间竞争呢？对人类来说，进化的风险确实很高。大多数使我们成为人类的特征（包括智力、复杂的社会意识、合作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化和物质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较长时间的儿童期发育和大量不间断的亲本投资。发育出一个更加复杂的大脑来实现所有这些创新性的认知能力，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亲代投资。如果婴儿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雄性暴力杀婴，人类的祖先怎么可能进化成在每个后代身上投入更多资源的人类呢？答案就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进化过程中，消除杀婴行为对人类生物学的进化至关重要。
进化人类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复杂的人类社会行为是通过男性间的竞争和对觅食生态学（即在环境中对食物进行更高效的利用）的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进化来的。比如，进化人类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布莱恩·黑尔（Brian Hare）、维多利亚·沃伯（Victoria Wobber）和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提出，倭黑猩猩与众不同的体现成熟和合作的社会气质是通过“自我驯化”进化来的，自我驯化是基于生态学的自然选择过程。他们认为这个过程是由倭黑猩猩觅食生态学的独特特征驱动的，比如存在高质量的陆生草本食物来源或者没有大猩猩与之竞争。尽管有些细节还没有确定，但我们可以说，合作性更强的群体更稳定，而且能够提高整体的生态效率。简言之，“自我驯化”假说提出社会宽容性与合作性的进化是物种的一种生态适应性，而不是男性社会行为和性行为的一次转变。
黑尔和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进一步扩展了这个观点，提出对觅食生态学的自然选择也可能有利于降低人类的攻击性，提高人类社会的宽容性。他们认识到，倭黑猩猩和人类在历史上是各自独立地进化出社会合作行为的，并提出人类的社会气质可能是通过一种类似于“自我驯化”的机制进化来的。然而，黑尔和托马塞洛却在证明人类的自我驯化是如何起作用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们推测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合作性攻击，也就是多个级别较低的个体联合起来杀害、排挤或惩罚那些过于放肆或专横的（男性）个体。但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合作性攻击行为非但没有导致个体的攻击性更强，还让人类放下了武器。此外，这种合作性社会气质的起源机制恰恰需要他们正在试图解释的合作过程，也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能力合作，从而联合起来对付那些他们试图抑制其攻击性的人。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描绘出这一假说依赖的有利于人类自我驯化的生态环境。
除少数情况以外，人类进化生物学从未把女性配偶选择、性冲突和性自主权纳入人类起源理论。此外要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交商与合作性的进化要求男性攻击性、男性气质和男性行为（特别是杀婴行为）的转变。因此，那些明显只关注男性的暴力行为和在其转变过程中获益最大的进化主体的进化机制，是不是就没有探究的意义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