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运用比喻
我喜欢隐喻。我认为用隐喻可以说清楚很多事情。但是，一旦你相信某一个隐喻，你就得愿意走向它引导的任何方向。
政治哲学家们经常使用隐喻来为收入再分配政策辩护。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的福利体系就像“一份保险合同”，我们都得缴纳保险金（也就是税收）来确保厄运来临时，能够平安度过。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良好的论据。不过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我更愿意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一论证。
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你遭遇厄运时提供保障，甚至在你出生之前就开始起作用了。比如你遗传了不好的基因、生错了家庭，或者生在了一个条件不好的学区，致使你最终缺乏适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如果说社会福利就像是一个保险计划的话，你在出生之前就该买一份。更确切地来说，如果保险推销员已经研究出来如何使你在出生前就加入这项保障计划的话，你一定愿意买这份保险。
如果我们签订了这份保险合同，就得有合理的条件来执行。法院经常强制执行的是当事人确实想要这么做而签订的合同，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非常赞同这些裁决。如果我们可以执行人们忘了签字的合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执行无法签字的合同，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这一不便的事实吗？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不过除非你了解其中的条款，否则你不会去执行这个合约。因此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未出生的人到底愿意买多大的保险？在这一点上，政治哲学家们只能靠猜测了，不过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猜测。我们掌握有基因和环境两大因素的方差，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人们赚钱的能力。因此，关于你在未出生时和运气较好时会面临多大的风险，我们都心中有数。对于人们面临各种级别的风险会选择何种金额的保险，我们也有相关的数据。把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计算有多少未出生的人会选择保险，于是我们也能够计算出多大的福利体系可以应对。
要完成这一推算过程，我们还需要一条信息，即保险的价格。保险价格偏高，买保险的人就会变少。拥有福利体系的代价就是它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使得国内生产力低下，低收入人群增多。因此，我们的答案要取决于这些负面影响有多大。
这反过来要取决于福利体系的具体结构；它和税收减免政策的运作方式大有不同，我们就拿食物券救济计划来说。但是就凭着就餐期间在餐巾纸背面快速算出的结果为基础，我可以提出来一些限制：如果你能设计出一个福利体系，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那么你需要假设的一个前提就是全国有23%的人口处于永久性失业、靠社会福利过活的状态——这将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这样构想过。如果对福利体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点也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福利体系就只有0.6%的人能够享受到——大概任何一个被认真考虑过的社会保障体系都要比它大。
一端是0.6%，另一端是23%；这中间实在跨度不小。但是，对于餐巾纸背面的演算你还能指望什么呢？通过多年努力研究，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更严格的估算。如果我们真的打算用保险这个比喻来证明社会福利体系可行的话，那么就得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顺嘴一说，使社会福利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收入转让，不是给穷人，而是给黑人、妇女和侏儒这些平均起来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群。给穷人补贴会造就这些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但是给侏儒补贴并不会产生鼓励人们想让身高缩小的作用（虽然我想这样会给小孩们一个不吃菠菜的借口）。患有侏儒病的人平均收入要远远低于其他人（通常，身高多出来一英寸，一年的工资就会增加一千美元），所以，你仍然会坚持向正确的方向转移收入来实现平均化。当然了，你也可以对黑人、妇女以及长相不好的人做同样的事情，这些人在就业市场上也受到了影响。（当然，这一论据会产生积极的行为，不过它更倾向于将财富直接转移给这些人。）
在讨论收入再分配时出现的另一个比喻就是比作家庭：社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在一个家庭里面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大富大贵，而另一个要为生活苦苦挣扎。这个比喻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实际上在一个家庭里面确实允许出现有人已经腾达而有人还在挣扎。关于这一点我们有数据为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会向子女们平均分配遗产——即便当时有一个孩子已经很富有，而另一个仍穷困潦倒。遗产是向最爱的人们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最后一个机会，而人们一般都会放弃这个机会。因此，如果你真的相信社会就应该像个家庭的话，那么你应该游说大家降低而不是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