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出了友谊和亲情之间的一些区别，它们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这两者是不是都不同于亲密关系呢？浪漫的亲密关系更像亲密的友谊吗？还是更像亲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亲密关系中的性要素将它们区别了开来。在亲属关系中，以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命名的韦斯特马克效应（Westermarck effect）机制通常会阻止近亲之间的交配。在韦斯特马克发表他的发现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人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非常亲近的人不会在性方面被对方吸引。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如此，但是大部分时间这个效应都在发挥作用。这个机制似乎取决于个体是否在年轻人出生时，或者很小的时候就已来到这个家庭。
中国台湾地区传统的童婚习俗提供了为人熟知的例子。童婚中的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订婚，他们在一方父母的家中一起长大。经调查，这些夫妻常常会不孕，无法形成完整的婚姻关系，因为夫妻双方从未感受到过对方的性吸引力。他们一起长大后，只会简单地把对方当作兄弟姐妹。以色列的一些基布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自由恋爱的启发下，他们试图在公共托儿所抚养孩子，而不是麻烦父母。父母希望第二代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更深的联结感，以确保孩子选择同社区的人结婚。但结果恰恰相反：所有的孩子长大后都会努力在社区外寻找配偶，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人发生性关系。
而在出生后经历父母分居的兄弟姐妹，当他们在成年后再次见面时，往往会强烈地吸引对方。这种经历有时候是有益的、丰富的，有时候不是。这部分反映了人类自然选择模式的一个奇怪的方面。对此的可能解释是，在寻找能使我们感到快乐的人时，我们是在寻找具有广泛相似性的基因构成的人，当然，因为我们喜欢伴侣具有不同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但是在其他基因方面最好与自己大体相近，就好像我们在试图保存自己的一套基因，并防止它们被生物繁殖的过程撕裂。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800年以来，冰岛的所有婚姻（冰岛的人口规模很小，足以对每个人做一个完整的样本）中最成功的，即那些最有可能生育后代的婚姻发生在第三代表亲之间。更亲密的关系（表兄妹，第二代堂表亲）或不太密切的伙伴（第四代或第五代堂兄弟姐妹）之间明显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婚姻。一些生物学上的解释认为，某种类型的表亲确实会成为理想的伴侣。他们和我们有一定比例的相似基因，但相似的程度并不会达到近亲繁殖造成后代具有遗传疾病的状况，遗传学家将这种问题称为近交衰退，具体表现为健康状况的衰退，而不是引起什么心理问题。实际上，表亲婚姻代表了一种平衡，即把你所代表的完美基因组合在一起；同时避免近交衰退，即与可能共享太多相同的衰弱隐性基因的人结合在一起。堂兄弟姐妹经常可以感觉到彼此之间的性吸引。表亲联姻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如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在较富裕群体中，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将家族财产汇集在一起。
两性关系不像家庭关系，也不像朋友关系。它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某种程度上说来，两性关系非常稳固，就像亲属关系一样。同样，两性关系也像朋友关系，因为两人可以分开——当他们分开时，总是会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然而，从一个关键的方面来看，亲密关系也是独一无二的，比亲戚和密友都要强得多。
马克斯·波顿（Max Burten）和我完成了一项涉及约540人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对人们的五个最亲密朋友构成的核心关系圈组成进行调查，比我们之前的任何研究都要详细。正如预期的那样，人们拥有亲密朋友的平均数量是5个，处于家人和朋友的数量之间。马克斯还在问卷中加了一个关于填写问卷的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问题。当我们把调查样本分成单身和有伴侣两类时，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人比单身的人平均而言少一个亲密的朋友。他们通常只有四个亲密的朋友，包括伴侣在内。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亲密关系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否则这些注意力就会被用来与更多的朋友相处，而这个假设从我们对友谊疏远的分析中也得到了一些支持。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上面的例子就会发现，坠入爱河实际上是以失去两个亲密朋友为代价的，因为根据定义，伴侣一定来自这个封闭的特殊朋友圈之外。你通常不会爱上自己的亲密朋友。我们的数据表明，平均而言，当你获得一个伴侣时，你就会失去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家庭成员。这是一个重大的代价。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亲属关系比友谊关系更能适应这种压力。看起来，当我们被迫牺牲了周围的两个伙伴时，我们会试图将一些损失的成本加到那些更能抵抗疏远的关系上来降低损失。如果我们放弃了两个朋友，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两份关系，而如果牺牲一个近亲，亲戚并不会因此而沮丧，而且以后我们再找他们时，他们仍然会在那里。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小部分人宣称，他们在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之外还会拥有情人。对此，我们马上想到：维持两份关系的成本更大，是不是他们不得不放弃密友圈中的四个人，最终形成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圈子？令我们惊讶的是，答案是“不”：那些宣称拥有更多亲密关系的人的密友圈里也有四个人！后来马克斯注意到，在这些个案中，他们的合法伴侣都没有被纳入密友圈。这些人之所以有一个情人，是因为他们的合法伴侣已经降级到了普通朋友。这似乎是一个表明我们一次不能处理一份以上的亲密关系的有力证据。这种关系太激烈，太耗费时间、精力和情感。当人们声称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一定是第二种关系只是纯粹的性关系，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或者两份关系都没有达到完整的亲密关系的强度。
亲密关系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力量，当父母不赞成子女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们之间会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子女会摆脱父母去选择爱的人。亚洲某些地区家庭中的女儿因为名誉受损被家庭成员杀害，或者父母和子女之间形成隔阂，很多都是由这类争端引起的。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是因为父母对子女的后代拥有既得的遗传利益，过去的父母都试图操纵子女的婚姻安排来增进这些利益。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家长都认为，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理想的对象，哪些不是。我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三个相关的例子来结束本章。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中世纪晚期，葡萄牙贵族倾向于操纵子女的生活以确保家族财产的继承。在此之前，他们实行的是分割式的遗产制度，即每个儿子继承等额的财产。当在过去7个世纪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被迫离开时，葡萄牙公爵家庭已经能够无偿地获得他们的土地。因此，每一代葡萄贵族都可以通过接手摩尔人的庄园，使继承的一小部分庄园变成一个完整的庄园。但是，在摩尔人被完全驱逐，没有更多的财产接管后，葡萄牙贵族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遗产规模变成了固定的，在孩子之间平均分割财产，最终使得每个家庭得到的财产都变得越来越少。
一个富有的家庭生了太多的儿子后，很快就会有后代分到一些没有经济产出的土地。简而言之，几代人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农民。于是他们做出了改变：把继承规则转变为长子继承制，由长子继承全部遗产，剩下了没有继承权的小儿子。现在，没有继承财产的小儿子们给世界带来了麻烦。一群不听话的小男孩在葡萄牙肆意妄为，他们的行为就像强盗，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同一时期，葡萄牙人开始探索新大陆和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这也许并非巧合。鼓励年轻人去其他地方压榨别人来积累财富，还有什么比这种摆脱麻烦的年轻人的更好的方式吗？
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一个和多余的女儿相似的问题：如果每份遗产只有一个儿子继承，那么他只需要一个来自另一个地主家庭的妻子，要如何处理剩余的女孩呢？葡萄牙人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她们放在修道院中。这些女孩有着比其他修女更传统的职业特权，她们被称为基督新娘，要将亡夫的遗产带入女修道院（这是接受的条件），如果她们的姐姐死亡，家族突然需要替代或战略婚姻，可以随时将其除名。
第二个例子来自德国西北部的克鲁姆赫恩地区，我们在第4章中通过埃卡特的研究，对他们的婚姻记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个地区的小农场主们施行了一种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家族遗产的制度。小儿子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出钱使他的哥哥们放弃权利。尽管哥哥们没有得到象征性的分配份额，但这往往足以迫使小儿子卖掉一部分土地。和长子继承制相比，幼子继承制有助于父母保持对农场的控制时间：年长的儿子会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前10多年就把农场交出来。精明的农民们也会采用其他办法减少家族遗产的流失，他们会将生产的儿子数量控制在两个左右，一个儿子继承遗产，一个留待备份，这也被人口统计学家称为“继承人和备用人口策略”。
沃兰和我从克鲁姆赫恩地区的记录中分析得出，第三和第四出生的儿子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死亡率高达1%，几乎是老大和老二的死亡率的3倍。这可能不是因为杀婴，而是被忽略：父母疏于照顾他们，更不愿意把钱花在去看医生之类的事情上。女儿们则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她们总是可以结婚，所以存活率不受出生顺序的影响。实际上，克鲁姆赫恩地区的农民们似乎是在故意操纵他们所生儿子的数量，以确保在继承的儿子接手时，其他孩子不会对家庭农场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印度拉达克桑斯噶尔地方的居民的，是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在当地居民中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他多年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那里的人面临着一个相似的问题：高海拔地区在农业生产力方面非常差，而且人口处于最大容量。他们采取了一种罕见的一妻多夫制婚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儿子都要与同一位女性结婚，然后儿子们要或多或少地合作经营农场，共享妻子。总的来说，这个安排并不能真正令人满意，而且，或早或晚的性冲突不可避免地要使妇女去平衡与几位丈夫的关系，让兄弟和谐相处。后者强调的一个指标是，在当代，年轻的兄弟如果要退出农场和一妻多夫制的婚姻，找到自己的妻子，必须要拥有独立的收入，如在政府就业。
当地的文化显然对此类家庭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因为故事中又多了一个转折点：父母通常会把二儿子放在一个寺院里，使其成为独身僧侣。一般情况下，兄弟俩结婚的时候，最大的儿子一般是24岁左右，第二个儿子是19岁，第三个儿子是14岁，第四个儿子可能是9岁。那么，两个较小的兄弟至少在刚结婚的几年里不会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她不会对他们感兴趣。但第二个儿子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性竞争会大大增加。通过完全间离第二个儿子，并给他赋予神职，整个家庭就为自己争得了时间。最年长的丈夫可以安心地安家落户，因为他知道弟弟不会和自己竞争妻子。当年轻的男孩对性感兴趣的时候，年龄最大的丈夫就会进入一个性方面的平静期，那时他将不会受到来自竞争者的威胁。总的来说，这个制度是有效的，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不能结婚的女儿，她们最终会成为家庭中的一名苦工。
借用宗教机构来吸收家庭中多余的儿子是非常罕见的。我的另一个学生丹尼斯·迪迪（Dennis Deedy），对19世纪下半叶利默里克郡的爱尔兰农业家庭的记录进行了研究。他发现，那些去当地神学院接受天主教神父训练的男孩最有可能来自拥有异常多儿子的家庭。我们不能说家庭给儿子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儿子们是否正在关注家庭情况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最终效果是一样的：家庭在削减分割遗产的压力，以确保作为继承者的儿子以及后来的孙子不会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因为农场太小而无法生存。在这个问题上，爱尔兰人与克鲁姆赫恩地区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属路德教派，无法选择修道院和独身教士作为间离多余的儿子的地方，他们必须找到另一种道路。
这些例子表明，富有想象力的人类能够解决谱系存活的问题。所有这三个例子中的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并找到了类似的解决方案，每个文化都有其可供选择的方式。
贯穿这一章的一个隐藏线索是：尽管有些关系比其他关系更稳固，但关系可以并且确实会失败，并总是以灾难性的方式瓦解。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关系会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