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能“治病”(1)
庸医害人，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再加上目前有些医院仅仅是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就很不负责任的把人的小病说成大病，把没病说成有病。如不小心，是会出人命的。
若干年前，一位38岁的东北人有一天突然感到肝区有点儿不舒服，就去医院作B超检查，医生告诉他：“不得了！你的肝脏上长了一个癌瘤，已经7公分大了，恐怕已经转移了，不能治了。”
东北人一听脸色顿时苍白如纸，腿一软，扑通瘫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好不容易在他人的帮助下回到家中，他躺在床上，一宿没睡，脑子一直在想，孩子今年才刚刚8岁，自己死了以后，孩子谁来抚养呢？越想越凄惨，越想越绝望，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肝区疼不可忍，天不亮就跑到了厂医务所，想求得治疗，不料医务所的大夫对他说：“你这是肝癌晚期，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也应该想开点儿，以后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喜欢玩点什么就玩点什么吧，反正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何必再继续为难自己呢。”
东北人一下子绝望了！半个月后，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一天，工会主席来看他，问他：“反正已经这样了，说吧，你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尽管提出来，只要我能够满足你的，我马上答应。”
东北人说：“我呢，也没什么特殊要求，唯一的遗憾是我这辈子没见过天安门，如果我能够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门，我就死而无憾了。”
工会主席很痛快：“行。那我就让你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可是我动不了，起不来，上不了火车。”
“没事。我找4个小伙子用担架抬着你走。”
就这样，一行6人来到了北京。看完了天安门，正准备要回去了，有人说，既然已经到了北京，我们为什么不请北京的专家再看看呢。大家一想也有道理，于是，他们就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一位老教授亲自接的诊，又专门为他做了B超，等检查完后，老教授问他：“你得的是什么病?”
“肝癌。”
“谁说的？”
“我们那儿的医生说的。”
“胡说！你得的是肝囊肿，根本不是什么肝癌。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病，根本不可能对人的生命构成威胁。你还躺在担架上干什么，起来，别把自己弄得真像个病人似的，其实你什么病都没有！”
东北人问：“可我们那儿的医院也是做的B超，说我得的是肝癌。”
老教授说：“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许多地方医院都把它错判为肝癌，其实它只是一个囊肿而已。我现在就给你出证明，你放心吧，如果我诊断错了，我负责！”
“可我的肝区疼得厉害呀。”
“你是被吓的！我问你，现在还疼不疼了？”
东北人揉了揉肝区，说：“好像不疼了。”
“那不就得了。”
东北人一下子跳起来，6个人到饭馆狠狠撮了一顿，又说又笑又唱的回家上班了。
后来每当人们说起此事时，都有点后怕——幸亏他在自己被判了“死刑”以后想到去看看天安门，否则，他也许早就被火化成灰了。
庸医害人，这已是个历史的老话题，但从这个东北人身上的疼痛感来说，却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一个人本来没有病，却反而能够产生出疼痛的感觉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是人身上的神经系统在作怪。
严格说来，动物与植物的本质区别，就是植物没有神经系统，而动物身上的神经系统不仅十分细密，而且十分敏感。这些神经系统，像一块高度密集的电路板一样，布满我们全身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一个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时，还是意识上产生了被伤害的感觉时，这些神经都会向大脑传递出一种信息，或者是疼痛，或者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虽然很多，但最为本质的区别是，在他面对一些问题时，不仅仅能够利用自己的直觉思维去判断，而且还可以发动自己的理性思维和灵动思维去认定，如果这种认定给一个人带来的结果是兴奋的，那么这个人的神经系统此时一定是激昂的、亢奋的、愉悦的，即便这个人身体上暂时有一点什么小小的不舒服，这时也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这种认定给一个人带来的结果是苦恼，那么这个人身上的神经系统此时一定是颓废的、压抑的、痛苦的，这时，即便这个人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他照样也会感觉到浑身的不舒服。此时一旦再有人暗示他或明示他得了什么病，他一定会深信不疑。
天安门能“治病”(2)
因此，与其说人是活在一个物质环境中，不如说是活在一个情绪环境中，一个人要想活得愉快，并非只有物质财富才能提供，知足常乐也同样可以使我们笑口常开。
但因为世态变化无常，世事又常在变化中，所以每个人情绪的好坏，不仅受此时此景的局限，而且也受变化无常的影响，我们之所以提出“大脑决定健康”这一生命主张，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我们无力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有些事情虽然可以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但我们依然可以露出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