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实验室：哪首歌会最流行
2006年，马修·萨尔甘尼克、彼得·杜德斯、邓肯·沃特斯公布了一项重大研究结果，证明社会影响是如何放大不平等现象并让世界上的事变得难以预测的。[29]他们做的实验名为“音乐实验室”，顾名思义是关于音乐品味的。一万四千多人访问研究者创建的网站，每人都有机会欣赏48首匿名乐队的歌，并为它们打分。如果他们很喜欢某首歌，还可以自由下载。
研究对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有20%的实验对象，研究者随机播放这些歌，这些人可以记下歌名并自由下载，不过他们并不清楚其他人的行为。对照组排除了社会影响因素，能够较为合理地评估歌曲的水平。没有他人影响的情况下，人们能自主选择喜欢的歌，而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喜好，就很可能会怀疑自己的判断了。
剩下80%的研究对象被平均分成八组，他们给歌曲评分，下载喜欢的歌，同时他们也能看到歌曲的下载量。为了突出社会的影响，研究者还统计了每首歌的下载量，并按照下载量的高低排序。这八个小组就相当于八个平行的世界，初始条件一样，社会影响的不同导致最后的结果也不同。
萨尔甘尼克、杜德斯、沃特斯发现歌的质量还是很重要的。对照组中不受欢迎的歌，在实验组中同样不受好评；对照组中受欢迎的歌，在实验组中同样备受热捧。不过实验组中的不平等现象很明显，热评的歌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差评的歌占的份额少得可怜。这一结果和罗森、弗兰克及库克所研究的不平等现象正好相符。
音乐实验室试验最重大的发现是质量并不和商业成功紧密挂钩，所以很难通过质量预测成功与否。一些品质极差的歌自然不受好评，不过中等偏上的歌往往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比如说“52metro乐队”的《Lockdown》在对照组中排名26，中等水平。但在实验组的八个小组中，一个排名第一，一个排名第40。萨尔甘尼克发现“相较于品质差的歌，好运更青睐于品质好的歌”。
音乐实验室能让实验者清楚地看到各个重要因素的作用，这是这项实验的独特之处。对照组和实验组结果的不同让我们直观地看出，社会影响营造了不平等的氛围。实验组八个小组的结果让我们明白预测哪首歌会流行异常艰难。这项简单的实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很难预测成功。
运气千变万化，生活处处谜团
你也许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实力或质量在商业成功中的作用很小。但是如果有人说《达芬奇密码》、《泰坦尼克号》、《蒙娜丽莎》平凡无奇，没什么特别的，想必你我都很难接受。[30]它们在世界广受好评，就这一点就能说明它们一定有什么独特之处，才能脱颖而出。不过这三个案例的确是成功得太意外。人类很擅长寻找各种理由来解释一个特殊事例，最后说服自己这个事例的确有出众之处。
对于个人成功，我们往往归功于个人的能力或努力，刻意忽视运气的作用。心理学家所说的“自利归因偏差”指的就是人们的这种心理。这是因为人们总把自己看得很强大，无所不能。事情成功了，那是自己能力强，而事情失败了，那就是外部条件不利、运气不好。[31]
埃伦·兰格、简·罗斯在合著的论文《正面为赢，反面意外》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将实验对象分成两组，第一组事先告诉他们，经科学测试他们的预测能力很强，8次能预测成功7次。第二组则事先告诉他们，经科学测试他们的预测能力很差。然后实验者让实验对象预测30次抛硬币的正反面。第一组的人觉得自己的预测能力为5.7（0是最低级别，10为最高级别），远远高于第二组。在这个例子中，随机事件的初始成功让人们相信自己真的有某种预测能力。[32]
同样，当我们观察他人的成功时，很容易出现“基本归因偏差”现象。就是说，我们看待他人的成功时，往往会偏重他人的实力水平，而不是综合考虑当时的情况。而且一旦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成功秘诀，就会刻意忽视其他成功的因素，将成功看成必然的结果。比如说，研究者对于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作用意见不一，但他们都认为执行官的作用被夸大了。哈佛商学院的领导力发展教授雷克·斯库在他的书《找寻公司救世主》中写道：“社会心理学家发现领袖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将领袖性格和业绩结果不断匹配的过程。业绩的好坏不仅和领袖有直接关系，也决定着他人看待领袖的方式。”而“其他关键因素，如产业和微观经济变量，完全盖过了首席执行官的影响”这一事实却很少有人重视。[33]公司的成功不能说是某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和运营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过，人们还是常把集体的成功归功于个人。
简单的模型可以帮我们模拟幂次定律，解释音乐实验室等现象，避免直觉性判断。但是现实世界毕竟比模型复杂得多。就以城市的规模为例，我们知道城市规模遵从幂次定律，我们也可以构建简单模型绘出城市规模的曲线图。但是一个城市形成现在的规模要综合考量很多层面。当然你也可以说，当人们都迁往这个城市时，城市规模就大了；当人们都迁出时，城市规模就小了。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迁进或迁出呢？这可能和公司的扩张或缩小有关。反过来，公司的扩张或缩小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宏观经济因素、当地税收减免、政府的规章制度或者其他各种因素。这些组成社会影响的现实机制本身就很难辨识区分。所以，只要存在社会影响因素，任何宣称能准确预测结果的人，都很值得怀疑。
最后再说一点。在受社会影响的商界，商业人士的高薪酬往往靠的是好运，不过他们也很少摊上坏运。2007～2009年间爆发的金融危机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市场繁荣期，很多金融专业人士（如银行家、贸易商、经纪人）拿的是高额薪酬。到了金融体系面临崩溃、一些大公司相继倒闭时，政府却出来救市，稳定市场。经济前景大好时的收益进入私人腰包，经济危机时的损失却由政府或社会承担，这不免让人感到不公。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金融界，在音乐、艺术、影视界也很常见。即便如此，我们在承认运气对事件有一定影响的同时也要合理评估成功、奖励成功。
[1]贝弗利山庄是举世闻名的全球富豪、明星聚集之地，位于洛杉矶西部，坐落于太平洋沿岸和贝弗利山山脚下。美国很多影视娱乐奖项颁奖礼在此举办，因此贝弗利山庄有“全世界最尊贵住宅区”称号，是洛杉矶市内最有名的城中城。——译者注
[2]詹妮弗·兹，美国音乐公司砸钱百万，流行歌手也难以引观众共鸣，华尔街日报，2002.2.26；卡莉·海尼西后来以卡莉·史密森（丈夫姓）复出，夺得2008年美国偶像大选第六名。
[3]《学徒》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出品的一档职场创业型真人秀节目。2004年1月8日《学徒》第一季一播出就风靡了全美国，连续四个月位居收视冠军宝座，平均家庭收视数位2070万，最高家庭收视数达4010万，成为五年来18～49岁成年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译者注
[4]比尔·卡特，美国广播公司的娱乐高管被炒鱿鱼，纽约时报，2004.4.21；詹姆斯·斯图尔特，迪斯尼大战（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2006），485-487及527页。
[5]托马斯·吉洛维奇、罗伯特·瓦隆和阿莫斯·特维斯基，篮球中的热手效应：随机序列的错误观念，认知心理学第17卷，第3期（1985.7）：295-314页。
[6]吉姆·艾伯特和杰伊·本尼特，曲线球：棒球、统计学、运动中的机会概率（纽约：施普林格出版公司，2003），111-144页。我也用不同的价值标准（90%的转换参数）做模拟实验。最契合实验数据的参数在50%～60%，这和一致模型的结论一致。
[7]吉姆·艾伯特，棒球中的线状击球，运动定量分析杂志第4卷，第1期（2008.1）：文章3；特伦特·麦克考特，连续安打不会按你的规则行事：连续安打不是随机方差的副产品，棒球研究期刊第37卷（2008）：62-70页；http://www.hardballtimes.com/main/article/the-color-of-clutch/； 曹正、约瑟夫-普莱斯和丹尼尔·斯通，强压下的NBA球员表现，运动经济学期刊第12卷，第3期（2011.6）：231-252页。
[8]迈克尔·伊莱、希姆夏和马库斯·拉布，二十年来的‘热手效应’研究：评论和批判，体育和运动心理学第7卷，第6期（2006.11）：525-553页；艾伦·瑞夫曼，热手效应：运动最佳连续安打背后的统计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波托马克图书出版社，2011）。
[9]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纽约：霍顿·米夫林公司，2011），http://www.econlib.org/library/Knight/knRUP.html。贝努瓦·曼德勃罗区分温和和狂烈机会，这两个术语抓住了讨论的精神；见贝努瓦·曼德勃罗和理查德·哈德森，市场的不规矩处（纽约：基础读物，2004），32-33页。
[10]威廉·戈德曼，屏幕交易探险：好莱坞和编剧之我见（纽约：华纳出版社，1983），39页。
[11]马修·萨尔甘尼克，预测和惊奇，思想领袖论坛演示，雷格梅森资本管理公司，2011.10.14。
[12]更正式地说，幂次定律可以表示为：p（x）=Cx-a，C和a是常量。指数a通常是整数，尽管它是负数。因为x受a的幂影响，所以这一分布称为幂次定律。指数值的范围一般为2＜a＜3。见纽曼，幂次定律、帕累托分布和齐波夫定律，当代物理学第46卷，第5期（2005.9-2005.10）：323-351页；亚伦·克洛赛特、科斯马·沙利兹和纽曼，实证数据的幂次定律分布，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评论第51卷，第4期（2009）：661-703页。
[13]金·詹姆斯版的马太福音13：12，www.kingjamesbibleonline.org/ mattew-13-12。
[14]见罗伯特·默顿，科学上的马太效应，科学第159卷，第3810期（1968.1.5）：56-63页；丹尼尔·里格尼，马太效应：优势是如何叠加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关于路径依赖更详尽细致的讨论，见斯科特·佩奇，路径依赖，政治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2006.1）：87-115页。
[15]阿尔伯特·拉兹洛·巴拉巴斯和瑞卡·艾伯特，随机网络比例的出现，科学第286卷，第5439期（1999.10.15）：509-512页；阿尔伯特·拉兹洛·巴拉巴斯，连接：互联网新科学（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珀尔修斯出版集团，2002），86-89页；邓肯·沃特斯，六度分隔：互联时代科学（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108-111页；优先连接也与吉尔布瑞特规律和圣诞过程（或圣诞分布）有关；见赫伯特·西蒙，偏斜分布函数，生物统计学第42卷，第3/4期（1955.12）：425-440页。
[16]对这一模型做了一万次成功试验，29%黑色，12%黄色，33%绿色，1%蓝色。而起始概率为33%红色，27%黑色，20%黄色，13%绿色，7%蓝色。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17]美国迈阿密饮食法的精神：限制糖类摄取，以鸡、鱼等肉类取代，淀粉的来源以五谷面包、糙米为主，不碰白米饭或面，且多吃水果。——译者注
[18]马克·格兰诺维特，集体行为的阈值模型，美国社会学期刊第83卷，第6期（1978.5）:1420-1443页。更精密的版本，见邓肯·沃特斯，随机网络全球级联的一个简单模型，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学报第99卷，第9期（2002.4.30）：5766-5771页。
[19]迈克尔·库苏马诺、梅隆纳迪斯和理查德·罗森布卢姆，战略操控和大型市场动态：VHS制式击败Beta制式，商业历史评论第66卷，第1期（1992年春季刊）：51-94页；卡尔·夏皮罗和哈尔·范里安，信息法则：互联网经济的战略指南（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9）；杰弗里·罗西菲，高技术产业上的从众效应（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1）。
[20]布莱恩·阿瑟，经济日益增长的回报和路径依赖（安阿伯市，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4）。
[21]舍温·罗森，超级明星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第71卷，第5期（1981.5）：845-858页。
[22]罗伯特·弗兰克和菲利普·库克，胜者通吃的社会：越来越多美国人如何竞争名额少、薪酬高的岗位，经济浪费，收入不公，文化生活匮乏的加剧（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罗伯特·弗兰克，达尔文经济：自由、竞争和共同利益（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
[23]泽维尔·加贝克斯和奥古斯汀·兰迪尔，为何CEO的薪酬飙升，经济学季刊第123卷，第1期（2008.2）：49-100页；卡萝拉·弗里德曼和德克·珍特，CEO补偿金，金融经济学年评第2卷（2010.12）；75-102页。
[24]比如，舍温·罗森写道：“其他人认为没人会告诉未来的经理人什么是票房号召力（才能和个人魅力以一定比例结合的产物）。才能的分布取决于潜在买家的多少和所有经济代理人都清楚的花费上。”（罗森，超级明星经济学）。
[25]泽维尔·加贝克斯和奥古斯汀·兰迪尔，为何CEO的薪酬飙升？；又见马尔科，CEO带来的改变：指派模式，美国经济评论第98卷，第3期（2008.6）：642-668页；这一话题的经典论文，见詹姆士·C.马奇和詹姆士·G.马奇，几乎随机的职业：威斯康星州学校监管（1940-1972），管理科学季刊第22卷，第3期（1977.9）：377-409页。
[26]罗伯特·莫尔斯，方法论：大学排名标准和权衡，U S Ne w s .com，2011.9.12，见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bast-colleged/ articles/2011/09/12/methodology-undergraduate-ranking-criteria-andweights-2012。
[27]唐纳德·萨里，疯狂的选举——从数学视角看选举（普罗维登斯，美国罗得岛：美国数学学会，2001）。
[28]这里话题的热门文章，见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事物秩序，纽约客杂志，2011.2.14：68-75页。又见迈克尔·巴斯特德和尼古拉斯·鲍曼，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大学排名：示范大学对组织名声的影响，美国教育杂志第116卷，第2期（2010.2）：163-183页；阿什文·塞加尔，MD，名声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美国前50医院排名的作用，内科医学年鉴第152卷，第8期（2010.4.20）：521-525页。
[29]马修·萨尔甘尼克、彼得·道兹和邓肯·瓦茨，人工文化市场不公性和不可预知性的试验性研究，科学第311卷，第5762期（2006.2.10）：854-856页。
[30]唐纳德·萨松，成为蒙娜丽莎：全球偶像的塑造（纽约：哈考特公司，2001）。
[31]菲利普·泰特罗克，专家政治判断：有多准？我们如何预知？（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这一偏见的深入研究，见丹尼尔·吉尔伯特和帕特里克·玛隆，对应偏见，心理学公报第117卷，第1期（1995.1）：21-38页。
[32]埃伦·兰格和简·罗斯，正面为赢，反面意外：纯运气型任务中结果序列的错觉控制作用，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32卷，第6期（1975.12）：951-955页。
[33]雷克什·库拉纳，寻找公司拯救者：非理性寻求魅力型CEO（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