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的难度：大学排名准确吗
1981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舍温·罗森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论超级明星的经济学效应》。他调查了一些收入处于金字塔顶端的超级明星。大牌明星受追星族热捧，并不代表他们和二流的明星相比，实力水平更高。舍温·罗森解释说，明星的个人能力并不能完全解释收入的悬殊，科学技术才是明星待遇悬殊的主要因素。[21]
假设两名歌手，一个的能力稍稍比另一个高那么一点点。在录音技术没兴起之前，两名歌手通过开演唱会获得的收入相差不会太大。当录音技术引进来后，消费者只会买实力更强些的歌手的专辑，而不会选择实力稍弱的歌手的专辑。这样一来，实力稍强的歌手就要比他的同行待遇高很多。也许只是实力的些许差异，待遇就会有天差地别，只是因为市场上“赢者通吃”。
罗伯特·弗兰克和菲利普·库克在合著的书《赢者通吃的社会》中说，对人才的抢夺是明星待遇悬殊的另一因素。弗兰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家年利润100亿美元的公司要在两名候选人中选出公司下一任首席执行官。决策能力高的候选人将会给公司带来3%的利润提升，也就是带来3亿美元的收益增值。所以候选人能力稍微高一丁点儿，年薪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近年来，公司更倾向于从外部聘请首席执行官，而不是在内部选取。这种人才的流动使得首席执行官炙手可热，就像大牌棒球运动员的经纪人的薪酬也很高。[22]
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我们可以找出两条主线，一条是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和企业的规模成正比。公司的规模呈幂次定律分布，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同样也呈幂次定律分布。调查研究表明美国首席执行官的薪酬随企业市值的增长而逐年递增。从1980年到2003年，企业的市值翻了六翻，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也翻了六翻。这看起来是竞争的结果，不过研究者并不排除“跟风效应”对于首席执行官薪酬的作用。也就是说，董事会成员很可能参照其他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制定公司的薪酬政策。如果每个公司都参照其他公司的薪酬标准，那么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就会有整体的提高。研究表明如果有10%的公司愿意给首席执行官付双倍薪酬，那么最终所有首席执行官的薪酬都会翻倍。可见，不平衡的薪酬收入不仅仅源于竞争，也可能是因为“跟风效应”。[23]
我们现在知道不平等的现象可能是路径依赖过程，也可能是社会的相互作用，还可能是科技发展和竞争的结果。但是在探讨超级巨星的产生时，我们有个很关键的假设，那就是我们假定知道谁的实力最高。[24]这一假设本来就是错误的。社会的影响不仅带来了不平等，也让一切变得难以预测。实力高让人更有机会成功，但就像罐子中占多数的红色弹珠，成功的概率优势并不能保证最终会成功。
前面讲到研究者分析出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和市值挂钩，他们也试图找出市值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什么出众的实力。结果发现，即便执行官们有什么能力的不同，差别也微乎其微。比如说，将市值第一的执行官放到市值第二百五十位的公司，薪酬按小公司的标准计算，小公司的市值只增加了0.016%。小数点没有放错，差别就是这么小，几乎就等于零。[25]
评估实力和质量的方法很多。欣赏一首歌，你可能会看它的节奏、歌词、音质、伴奏。不同人喜欢的歌也不同。但是不论我们怎么评判一个人的实力，运气都会以社会影响的形式改变着我们的看法。可以说运气是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它影响着我们对实力的定义。在社会的影响下，对一个物体的判断具有难预测性。这并不是说对物体的判断完全是随机的，而是说判断的结果是特定的、未知的。
我们先举个相反的例子。如果你想知道五个人中哪个跑得最快，只需要让他们站成一排比试一下就知道。速度是你评估的标准，跑第一的人无疑速度最快。这中间不掺杂运气的成分。
再比如说，现在你要为孩子选择最好的大学。你可能会看一下《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找出年度最好的大学排名。《2012年优秀大学指南》用以下指标评估国立大学和文科院校：[26]
这一表格很客观地衡量了大学的各项实力水平，对学生和家长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这种排名有两大缺陷。《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最早采用这种评估方法时，编辑当然也想解决大学排名这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分类方法并不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各种需求。比如说如果学生和家长更看重花销和地理位置，指南上排名最高的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名列前茅，当然它们也都是名副其实的顶尖学府。指南上的排名除了告诉我们一些分类方法和学校的相关情况外，并没有解决哪所是最好学校这一问题。这就和上面的跑步例子不同，评估的标准并不能帮我们得出结果。
看任何排名时，我们都要牢记这一点：排名只能反映评估的方法。只有当排名的方法和我们的标准完全相符（这几乎不太可能），我们才能相信它得出的结果。最好的住处、最好的车、最棒的大学都是太过简单的答案，并不能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不科学的分类方法在选举或体育队排名中时常采用。不管是美国总统大选还是学生会竞选，采用不同的选票统计方法，会带来不同的结果。[27]
除了评估方法外，这种排名的第二大缺陷是评估的参数都是基于主观的感觉。比如说指南第一条——大学本科的学术声誉。《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是根据校长、院长、大学的招生办人员的信息反馈来评估的。这些人对其他学校有多少了解值得怀疑，所以他们的评估结果（即指南上公示的排名）也并不可靠。
欧柏林大学（美国克里夫兰市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例。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首次将欧柏林大学列为文科院校第五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柏林大学名气很大。几年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改变了以前的排名方法，降低了学术声誉在排名中的分量，欧柏林大学从前十中出局了。十年后，欧柏林大学的排名一路下跌，在文科院校前二十名内都不见身影。很明显，即使欧柏林大学的其他参数一直没变，评估方法一变，欧柏林在同等大学中的地位就一路下滑了。这就是社会影响的作用过程。[28]
当社会影响发挥作用时，正反馈结果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到底谁能从中获利就要看运气了。
不过让人更不安的是，即使用不同的方法评估实力（如在艺术、音乐、文化、电影等不同领域），运气仍然操控着我们的认知，影响对实力和质量的客观评估。质量好的产品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和预想的有很大的出入。这就是为什么卡莉·海尼西的专辑少人问津、《迷失》一度热播、能力相当的首席执行官薪酬差距悬殊，以及哈佛大学能收到34000份申请的原因（只录取1700人）。似乎运气罐子中的小球窜到了实力罐子中，改变了实力的分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