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跳槽对业绩的影响
企业和体育队之类的组织总是试图通过挖角提高自己的实力。挖角当然要付出很高的薪酬，但前提是，挖过来的明星成员要能真正为新企业带来先进的实力并创造价值。这些明星之所以成功是得益于好运，还是组织的力量、团体的合作，挖角的人却很少考虑过。将成功归功于个人塑造了很多传奇人物，但是这些传奇人物有多少过人之处，他们的成功能否复制却还值得商榷。
哈佛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授鲍里斯·格鲁斯伯格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往往高估明星成员实力的可转移性。他还对华尔街公司的分析师做过更详尽的研究。[25]分析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考察行业的某一股票是否有升值空间（本书作者也曾做过分析师）。《机构投资者杂志》每年都要评选出明星分析师，并通过业绩给分析师排序。
格鲁斯伯格考察了20多年来明星分析师的职业路线，发现366位明星分析师选择过跳槽。假定明星分析师的成功全凭实力，那么跳槽后他们的业绩应该保持稳定。但是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格鲁斯伯格写道：“明星分析师为跳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整体看来，他们的业绩急剧下跌，在新公司至少5年后业绩才稍稍好转。”[26]格鲁斯伯格分析了他们业绩下滑的原因，总结道，离开了原来的公司，也就失去了能发挥自己实力的绝佳竞技场。
通用电气公司管理人才云集，他们大多在美国500家上市公司中担任总裁。格鲁斯伯格考察了从1989年到2001年跳槽到其他公司担任总裁或委派总裁的20名通用电气经理的业绩情况。他们的业绩呈两极走向。和通用电气运营模式类似的十家公司在挖角后业绩突飞猛进，说明这种情况下实力是可以转移的。另外十家公司就与通用电气的运营模式不同了。一名通用电气的经理原来负责电器营销，跳槽到一家食品杂货公司，即使聘请通用的资深经理掌控全局，公司业务也没有明显的增长。实力的提升是一大工程，它直接影响我们目前的工作，决定着我们的成败。实力是成功的一个因素，团队合作或者公司氛围也是个重要因素。很多迹象表明雇主总是高估了明星员工的实力作用，而低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促进作用。
格鲁斯伯格和他的同事分析了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员跳槽后的表现，清楚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比较了1993年到2002年间的外接员和弃踢员的表现。每队在发球时都有11名球员在场，外接员要靠团体的战略以及和队友的良好互动得分。所以，团队合作对外接员的表现有很大影响。而弃踢员因为和队友的互动不多，所以受团队的影响不大。团队合作对球员的不同影响有助于科学家将个人实力从团体表现中区分出来。研究发现明星外接员在跳槽后表现大不如前，适应新团体后成绩才慢慢恢复。而弃踢员跳槽后的表现一如既往的优秀。相较之下，弃踢员的实力要比外接员更具转移性。[27]
偶发事件的出现让人理不清真正的因果关系，无论试验次数过多还是过少对研究结果都有影响。同样，判断一项实力的可转移性也要找到真正的因果关系。格鲁斯伯格主要研究的是明星员工。他发现好的组织、良好的企业氛围对明星员工的成长功不可没。无论是评估员工的触地得分传球实力，还是判定摩托车的销售能力，不管行业跨度多大，人们总是高估个人的实力。
可能：故事能淡化实力的作用
我们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目标重新定义了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件。到后来，连自己都搞不清事件的因果关系，分不清实力和运气对眼前事件的影响。[28]我们可能从小样本事件中妄下断论；我们可能没有考虑到事件发生的所有可能原因；我们还可能试验过多，错把其中的偶发事件当成事件的直接诱因；甚至我们将团体的成就归功于个人，对明星员工的实力深信不疑，过分高估。不过，这些错误都是可控制的。关键是要从中汲取经验，在实践中应用，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虽然区分实力和运气在事件中的作用有很多实际困难，但是搞清楚了，对我们正确地做决定有重大的价值。
[1]见http://www.simonsingh.net/media/online-videos/699-2/。
[2]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历史图景：史学家如何描绘过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32页。
[3]乔纳森·高特肖，讲故事的动物：故事如何造就人类（波士顿，美国马萨诸塞州：霍顿米夫林出版社，2012）；见布赖恩.博伊博，故事起源：进化、认知和小说（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纳普出版社，2009），155-158页；罗宾·道斯，日常非理性（博尔德，科罗拉多州：西景出版社，2001）。
[4]路易斯·沃尔伯，早餐前不能做的六件事：信仰的进化起源（伦敦：费伯出版社，2006）；沃尔伯的迈克尔·法拉第为英国皇家学会的讲课（2000），http://royalsociety.org/events/2001/science-belief/。
[5]迈克尔·加扎尼加，伦理大脑：道德困境学（纽约：哈珀永久出版社，2006），148页。
[6]迈克尔·加扎尼加，人类：人与众各异背后的科学（纽约：哈勃和考林斯出版社，2008），294页；见迈克尔·加扎尼加，重访分裂的大脑，科学美国人，1998.7：50-55页。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要资料请见理查德·尼斯贝特和李·罗斯，人类推理：社会判断的策略和缺点（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纽约：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80）。
[7]史蒂文·平克，空白板：人性的现代否定（纽约：维京出版社，2002），43页。
[8]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5-7页。
[9]亚瑟·丹图，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曾详尽分析过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认为叙述性语句是个基本工艺。叙述性语句包含着结果型知识，比如，你可能会说：“史密斯说制胜一投是他的杰作。”这就是个叙述性语句，因为只有你知道他的队赢了，你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史密斯接到球时可能觉得手气不错，但他并不确定自己的队能赢。丹图说，叙述性语句是历史解释的真髓，因为没有它们，历史学家只是把没有任何情景背景的事载入编年史。事件发生后，当暗示足够明显，我们才能理解句子的真正意思。故事的结局只是验证我们在故事中的推断。一旦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我们就会将所有的事实联系起来，找到故事这样结束的合理解释。这个过程是我们潜意识里完成的。当然，严谨的历史学家知道他们应该谨慎地做出解释，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发现事件的起因对他们的工作大有帮助。常见的错误有忽略事件发生的多种原因，只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唯一原因。比如，如果你问“什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你会找到各种不同的原因。一战前，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是不是遇刺事件导致了一战？见亚瑟·丹图，历史分析哲学（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关于历史和我们从历史所学的非常讨论，见邓肯·沃特斯，事事皆明显：一旦您知道答案（纽约：皇冠出版社，2011），108-134页；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纽约：古典书局，1961），113-143页。盖迪斯对因果分析有三套区分理论，首先是时间先后：结果前越接近发生的事就越可能是诱因。其次是特殊原因和一般原因之分。如果徒步旅行的人从山上坠落丧命，重力是一般原因，具体的现场状况是特殊原因。一般原因必要而不充分，特殊原因偶然性太大，很难预测。最后是事实和反事实原因，就是很可能发生的结果。当事件以特定的方式渐渐展开，反事实的思维方式会问是不是另一种事件发展方向也完全有可能？反事实思维和实验研究很像，它们都考虑如果事件重复发生，结果会是怎样的。见盖迪斯，历史图景，91-109页。更多关于反事实的详尽讨论可见菲利普·泰特罗克，理查德·内德·勒博及乔弗里·帕克合著，推倒西方：假使……将会怎么样？重写世界历史的场景（安阿伯市，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6）。
[10]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被随机性愚弄：机会在人生和市场背后的作用第二版（纽约：汤姆森出版社，2004），210页。
[11]费斯科霍夫，后见之明≠先见之明：知道结果后对未知判断的影响，实验心理学杂志：人类知觉与行为第1卷，第3期（1975.8）：288-299页。
[12]约翰·葛莱文，和作者的私人通讯。
[13]吉姆·柯林斯，从好到最好：为什么一些公司遥遥领先而另一些却不能（纽约：哈伯商务，2001）。
[14]杰克尔·邓雷耳，替代学习，失败的取样不足，管理的奥秘，组织科学期刊第14卷，第3期（2003.5-2003.6）：227-243页。
[15]迈克尔·雷诺，战略悖论：为何成长的渴望却导致了失败：我们该如何去做，（纽约：双日出版社，2007），18-49页。
[16]同上，37页。
[17]约翰·依奥尼迪斯，为何绝大多数发表的研究发现是错误的，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第二卷，第8期（2005.8）：696-701页。
[18]约翰·依奥尼迪斯，医学博士，在高引用率的临床研究上互相矛盾，起初又很明显的效果，美国医学协会期刊第294卷，第2期（2005.7.13）：218-228页。
[19]戴维·弗里德曼，谎言，可恶的谎言，医学科学，美国大西洋月刊，2010.12。
[20]布拉德·德隆及凯文·朗，所有的经济学猜想都是错的吗？政治经济期刊第100卷，第6期（1992.12）：1257-1272页。
[21]顿·摩尔、菲利普·泰特罗克、劳埃德·唐努及马克斯·巴泽曼，利益冲突和独立审计师案例：道德诱惑和战略问题循环，管理学会评论第31卷，第1期（2006.1）：10-29页。
[22]对这一趋向的尖锐反击，见史蒂芬·兹里艾克和迪德尔·麦克洛斯基，统计学意义崇拜：为何标准误差害我们失业、丧命并带来诸多不公（安阿伯市，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8）。
[23]菲昂纳·马修斯、保尔·约翰逊、安德鲁·尼尔，母亲的饮食塑造了您：产妇饮食影响胎儿的性别证据，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第B275卷，第1643期（2008.7.22）：1661-1668页。
[24]斯坦利·杨，西君·邦和奥克塔伊，食用燕麦片是否影响生男生女？很可能是多个实验假阳性，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第B276卷，第1660期（2009.4.7）:1211-1212页。
[25]鲍里斯·葛罗伊斯堡，追逐明星：天才之谜和表现的可移植性（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
[26]同上，63页。
[27]鲍里斯·葛罗伊斯堡，莱克斯·桑特和罗宾·亚伯拉罕斯，当“明星”迁移，他们还耀眼如常吗？麻省——斯隆管理评论第50卷，第1期（2008年秋）：41-46页。
[28]另外两个例子就是赌徒谬误和热手谬误。赌徒谬误是人们总觉得尽管结果是随机的，但是物极必反。比如说，连续三次掷硬币都是正面，实验者就会觉得下次反面的概率就会上升到70%。原因就是人们以为小样本序列可以代表大样本序列的结果，所以正反面在小样本序列中的比例就应该大致一样。热手谬误是人们期待随机序列会持续下去。比如，篮球运动员连续三次投球成功，人们就觉得他下次也会投中，因为他有热手效应。也就是说，接连不断的成功让人们高估了实力的作用，也就高估了成功的概率。对这些谬误的理论探讨可见马修·拉宾和迪米特里·维亚诺斯，赌徒谬误和热手谬误：理论和应用，经济研究评论第77卷，第2期（2010.4）：730-778页。适度但无足轻重的效应之实验性证据，见芮查尔·科洛森用詹姆斯·桑达利，赌徒谬误和热手效应：赌场实证数据，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30卷，第3期（2005.5）：195-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