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因果关系，归因谬误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生动地描绘了人们对时间的概念。他认为未来是实力和运气共生又相互独立的区域。人人都知道未来有多种可能，各种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实际发生的只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很多事本来很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却没有发生。众多的可能像是一条通往现在的漏斗，在实力和运气的作用下变成如今的模样。众多的可能性转变成唯一的事件发展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2]
举个例子说，你对自己的驾车技术相当自信，到杂货店买点东西再回来一定没有问题。但当你驾车上路，你可能遇到各种小插曲：波音767飞机的引擎从空中坠下，正好砸到你的车，你就一命呜呼了；转弯时，你没注意到前面有辆摩托车，结果从摩托车手身上压了过去，他即刻毙命；一辆拖拉机拖车刹车失灵，从你后面撞了上来，害你住了一个月医院。而现实中发生的是，你开到杂货店，买好东西，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试问，你之所以没有出任何事故是因为你车技过硬还是因为你运气够好？
回首历史，虽然明知历史有千百种可能，但总觉得实力和运气冥冥中已经注定。所以我们时常对历史妄下断论，好比没有出过车祸，就证明自己车技一流，这种结论非常要不得。
人们喜欢听故事。故事是人与人进行情感交流最强有力的方式。故事在祖祖辈辈间流传，或以史明鉴，或粉饰过往。在数千年前，文字还没有出现时，就有口口相传的故事了。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开头讲述一个轰动性事件，引出一连串的故事。讲故事的人为听众剖析原因，有时也会添油加醋。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节一步步展开，局势变得错综复杂。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悬念、有惊喜。当故事渐入高潮，冲突迭起，听众的心跟着也悬了起来。高潮之后，冲突一一解决，主人公或输或赢，一切又归于平静。[3]
人们总是本能地寻找每个细微线索，想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4]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迈克尔·加扎尼加曾经对做过脑胼胝体（连接大脑左右两半球）切除手术的病人进行过研究。脑胼胝体切除是对重度癫痫病的最好治疗方式。手术后，这些病人的左右脑将不能进行信息交流，迈克尔·加扎尼加和他的同事就可以得知左右脑各自的作用。
他们研究的主要发现之一：左脑有个区域能将人们接收到的信息转换成故事，从而不断促进自我形象和信念的形成。[5]加扎尼加将这一区域定义为“解读区”。左脑的主要工作是找出事物的因果关系，来认识这个世界，而不管原因有多么牵强。
在其中一个实验中，加扎尼加给病人看两幅图。病人的左眼（由右脑控制）看到的是雪景，他的右眼（由左脑控制）看到的是鸡爪。之后，实验人员要求病人抽取和刚刚的图片有关联的图片。病人左手（由右脑控制）选了一个画着雪铲的图片，右手（由左脑控制）选了画着小鸡的图片。这说明，左右脑能独自做出正确的反应，比如说右脑用雪铲来代表雪景（尽管大多数人的右脑没有表达语言的能力）。当左脑看到的是鸡爪，右脑看到了雪铲的图片，他该怎样将两者联系起来呢？那就编个故事吧！所以当实验人员问起病人这样选择的理由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再简单不过了，鸡爪自然让人联想到小鸡，清理鸡舍的话当然离不开铲子了。”左脑本能地根据已有的信息编出故事，所以病人不会给出“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6]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将左脑的这一区域称为“胡诌区域”。他写道：“人们看不出病人左脑的‘胡诌区域’和正常人有何不同，这才是特别诡异的地方。人类的大脑总是自然而然地找到各种解释，似乎没有什么是理解不了的。这种潜意识与其说是‘总指挥’，不如说是‘大话精’。”[7]加扎尼加对病人的研究正好揭示了人脑的运作过程。
为了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采用了讲故事的三要素：开端、结尾、原因。[8]当事件还在发展中，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事件的结局。一旦结局已定，我们迫不及待地编出故事，讲述事情是怎样发展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发展。[9]以目标导向，分析已经发生的事情需要两个要素：1.知道事情的结局；2.急切想对结局做出解释。就是这两个要素时常让我们误入歧途。大多数人总觉得别人怀有偏见，喜欢牵强附会，却不愿意承认自己也常常生拉硬扯，自以为是发现了真理。
譬如说，事件A发生后，就出现了事件B，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诱因（又称“事后归因谬误”）。尽管纳西姆·塔勒布努力让人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随机性和运气起到的作用，但是他自己也犯过事后归因谬误。他曾讲过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纳西姆每天都要打车到纽约派克大街和53号大道的拐角，然后从街口走到公司。一次，出租车司机快到52号大道入口就让他下车了，打乱了他平时的路线。不过那天，他的证券交易工作很成功。所以第二天，他特意让司机开到上次的下车点，希望能延续上次的好运。他还特意戴上那天的领带。当然，他心里清楚下车点和领带对于他的工作并没有影响，可是盲目的迷信一时占了上风。潜意识里，他还是觉得下车点和那天的领带给他带来了好运。“一方面，我讲起话来像个很注重科学性的专家，”塔勒布说，“而另一方面，我像蓝领的场内交易人一样迷信。”[10]因为从52号大道下车后，他赚了一笔，所以就推断从52号大道下车就会赚钱。这种错误关联叫做“事后归因谬误”。该词来源于拉丁习语“post hoc，ergo proter hoc”，意思是“发生在某事之后，所以是因为某事”。过去两百年的很多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摈除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
知道故事的结局还容易产生另一种谬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费斯科霍夫称之为“诡异的宿命论”。人们会认为“所谓的结果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人力改变不了”。[11]笼罩局势的层层阴霾在结果揭晓的瞬间烟消云散，似乎另一种可能不曾存在，所有的一切都早已安排好了。
人们看待实力和运气的关系也是如此。事前，我们都明白实力和运气在事件中有一定的作用，而当结果出现时，我们就完全忘了运气，忘了另一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所有的线索都被串联起来，因果关系渐渐理清，发生的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没有任何偶然。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理解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史前时期，为了更好地生存，我们愿意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周围的事件，而不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放弃抗争的权利。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戏剧影视英语写作的约翰·葛来文教授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哪些因素能成就一个经典故事。他强调说故事是交流的载体，人们通过故事，尤其是历史故事，总结出经验，指导以后的行为。“故事和道德紧密联系，”葛来文指出，“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绝对不能做。”但是总结历史时，我们总想找出历史背后的必然原因，即使历史根本没有什么必然。葛来文补充说：“历史之所以如此，总要有人起决定作用。”[12]历史是伟大的老师，但是经验却往往站不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