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在商场进行的实验一样,我们对执行控制力和流体智力进行了测量。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我们同样也为这些甘蔗农们布置了瑞文推理测验,但由于野外作业难度较大,无法进行“心形—花形”按键判断测验。于是,我们针对执行控制力,选择了一个比较相近的测验,也就是学界所称的斯特鲁普测验(stroop task)。测验中,实验对象会看到一连串标识,比如F、F、F、F,实验要求就是他们需立即说出这一串标识中共有几个。(这个例子的答案为4。)当看到2、2、2、2时,脱口而出答案“4”还是有些难度的。之所以有难度,是因为此种情况与看到花朵形状迅速敲击反侧键盘的道理一样。
通过这一测验我们发现,甘蔗农们在收获前的表现比收获后差很多。与富有时(收获后)相比,同一位甘蔗农在贫穷时(收获前)的流体智力和执行控制力更弱。这与商场里的实验对象一样,同一个人的智慧在贫穷状态时会下降,而且其也会变得更冲动。但是,在印度农田中,并不是我们这些实验人员引起了与稀缺相关的想法,我们也没有利用任何手段将这些想法诱发出来。当甘蔗农们囊中羞涩时(收获时赚到的钱已为数不多),这些想法就会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们的思想之中;而当甘蔗农们吃喝不愁时(收获时赚到的钱还有很多),他们的脑子里就不会存在这些想法。
甘蔗农们在收获前后的表现也很悬殊。在瑞文推理测验中,收获后的甘蔗农比收获前的甘蔗农能多答对25%的问题。像之前提到的商场实验一样,换作IQ分数来看,这就相当于IQ测试的9分或10分。虽然差距没有商场实验那么明显,但也在我们的预期之中。毕竟,我们并没有利用任何方法让农民在做测验的那一刻想到钱的问题。我们只不过选定了一个时间,然后对他们的心智状态进行了测量,而选定的这个时间,具有因稀缺而产生带宽负担的可能性。在执行控制力的测验中,甘蔗农们处在贫穷状态时的响应速度要比富裕状态时慢11%,而且还会犯下比后者多出15%的错误,这与商场实验的结果相仿。如果我们在一位甘蔗农贫穷时遇到他,可能会将他有限的能力归因于个人品质。但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局限性跟他与生俱来的能力几乎无关。正因为收获前几个月甘蔗农们口袋中的余钱不多,所以他们就会表现得没有那么充满智慧,而其认知控制力也会相对减弱。
在宣布我们的理论成立之前,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知道,稀缺(贫穷)在收获前后会发生变化,但其他事物是否会随之一起发生改变呢?如果有,这些其他事物是否会成为心智变化的驱动力?我们考虑了以下3种可能性。
首先,如果说甘蔗农们在收获前更加贫穷,那么他们是否会吃得更少?如果是这样,那么吃得少会不会是认知能力减弱的原因之一?营养不良与饥饿确实会令人的大脑运转变慢。但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农民来说,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些农民在手头现金不足时,也没有穷到吃不上饭的程度。从食物消费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收获后反而会在购买食物上花更少的钱。虽然他们在收获前的总体消费额减少了,但并没有在食物上节俭,而是在其他东西上省钱。举例来说,他们可能会在表兄弟结婚时买一份便宜的礼物。在印度文化中,送礼不仅是礼节性的来往,而且是一种责任,是为了偿还之前收到的赠与。由此来看,在礼物上省钱,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
其次,这些甘蔗农们会不会在收获前增加劳动强度呢?为采收做准备会很辛苦。身体劳累很容易会引起心智上的疲乏。而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时间比实际的收获日期提前了4周,而4周在农业领域已经属于相当长的时间了,所以当时他们并没有正式开始为作物采收做准备。针对我们的研究时间来看,这些甘蔗农们在收获前后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相当。
最后,收获时节不仅是这些甘蔗农们赚钱的时候,也是其知晓自己究竟能赚到多少钱的时候。
耕种的收成浮动很大:有时丰收,有时歉收。不知道自己能收到多少回报而造成的焦虑,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心智状态?对于诸如大米等农作物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甘蔗种植却不存在这种问题。只要检查一下田中作物的生长情况,甘蔗农们就能估算出自己的收入。
甘蔗的生长,其实早在收获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定型了。最后的几个月主要是增加甘蔗中的糖分,而不是增加作物的产量。糖分多少的问题,就是压榨厂所关心的问题了。甘蔗农们按甘蔗的产量获得收入,而收入与甘蔗的糖分含量并无关联。他们之所以不在更早的月份采收甘蔗,只是因为压榨厂不允许。简而言之,在收获前几个月的时间里,甘蔗农们就已经能准确地估计采收时节的收入了。对于能赚多少钱,他们的心理状态在收获前后是一样的。
还有其他一些余下的小问题有待讨论。但归根结底,有一点可以明确:贫穷会成为心智的负担。就算没有实验人员去提醒稀缺的存在,贫穷状态也会削弱流体智力和执行控制力。回到我们最初讨论的话题,这种结论就意味着,针对穷人认知能力的讨论有了重大转变。我们现在认为,穷人的“有效”能力的确比富人要弱一些。这并不是因为穷人的能力差,而是因为他们的一部分大脑早已被稀缺所俘获了。
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只有一部分大脑处于工作状态。其中10%用在了学习上,10%用在了女儿身上,可能还有10%用在了处理家庭危机和疾病上,剩下的70%则一直在关注食物:一颗葡萄的卡路里含量,爆米花的吸收比例,如何用喝水的方法来让自己有饱足感。我那时想:“如果将这70%的大脑以更加明智的方式投入真实的世界中,我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纳塔莉·克兹,《肥妞的歌唱》(The Fat Lady Sings)作者
我们都知道节食不容易:抵制美食的诱惑,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难度。而带宽负担让我们洞悉的是,节食不仅仅是有难度而已。与此同时,它还会让心智产生负担。节食者在做事情时,会发现自己的心智资源正在变少,因为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食物。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通过多种不同的认知测量手段,对节食者和非节食者进行了比较。这些测量手段,通常是心理学家评估有效认知能力的标准。有时,研究人员会在节食者与非节食者之间进行对比;有时,研究人员会又会对同一个人的节食状态和非节食状态进行对比。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研究,他们都发现了同样的效应——不同的认知测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节食状态下表现得更差。心理学家们在采访实验对象时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规律:节食者脑子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节食有关的种种顾虑,而整日想着这些顾虑,对他们的表现自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种结果并不是单纯由实验对象身体中缺乏卡路里所造成的,它同样会出现在体重并未减轻的节食者身上。这不足为奇,因为许多节食计划都以失败告终。另外,直接的生理检查结果显示,营养缺乏并不是导致这些认知减损的原因。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减肥的同时,你一心只想着节食,背负着带宽负担。但如果你能够找到饮食与消耗的内在平衡,不再需要限制吃喝,那么带宽负担就会消失。当然,我们也能从研究数据中找到漏洞:节食者与非节食者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差异。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对节食者所背负的带宽负担进行量化。但卡路里稀缺的研究结论竟与我们对收入稀缺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此相似,这倒是令人颇为吃惊。
在孤独者身上,类似的现象也会发生。一项针对孤独者和非孤独者的研究分别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带宽测量,这种测量手段十分简单,叫作“双耳分听测验”(dichotic listening task)。
稀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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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象要用两只耳朵分别倾听两种不同的声音:可能一边是女声,另一边是男声。这一测验衡量的是人们追踪一边耳朵听到的声音,同时阻断另一边干扰的能力。测验所依赖的是大脑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脑部侧化(brain lateralization)。大多数人在收听语音信息上都是右耳占优势,也就是说,人们更容易接受其他人对着自己的右耳发送语音信息。在不接收指令的情况下,人们会专注于从右耳听到的声音。当研究人员询问实验对象其右耳听到了什么时,孤独者与非孤独者回答得同样好。相比之下,实验对象若想让自己专注于非占优势的左耳,就需要带宽的支持,需要执行控制力去超越用右耳聆听的自然倾向,从而将注意力转向左耳。这次,孤独者的成绩明显落后了——他们超越自然本能将关注点从右耳转到左耳的能力,比非孤独者要差。换句话说,孤独者表现出了受损的带宽,而在这一案例中,其指的就是更弱的执行控制力。
在其他研究中,研究人员进行的实验与我们的商场实验有些类似。实验对象拿到一份测验题,以为是个性测试。做完测试之后,实验对象会随机拿到反馈结果,其会让实验对象认为,测试结果明确指出了他们之后会成为善于交际的人或者非常孤独的人。这样,研究人员就通过引导实验对象对孤独产生预期,当场随机创造出了假想中的稀缺。待实验对象进入角色之后,研究人员会为他们布置瑞文推理测验,结果显示,预期会变得非常孤独的人的测验成绩比善于交际的人要差得多。而当研究人员为实验对象做脑部扫描时又发现,令人们产生自己将会孤独这个想法,会降低脑部负责执行控制区域的活力。在另一项有关冲动控制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拿出巧克力曲奇饼让所有人品尝,而预期将会变得孤独的实验对象吃的是其他人的两倍。还有一项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项针对中老年人饮食健康进行的调查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孤独者会吃掉更多的高脂食物。
就算是人工创造出来的稀缺,也能引发类似的效应。请回忆一下第1章中讲到的《愤怒的蓝莓》游戏。通过类似的游戏我们发现,“穷光蛋”(在游戏中得到较少蓝莓的人)玩完游戏后,在“心形—花形”测验中的成绩更差。虽然由于拥有的蓝莓较少,玩游戏的时间也短得多,但因为他们太过专注,游戏结束时,他们的带宽负担会比别人更重。与节食者、穷人和孤独者一样,拥有较少蓝莓的玩家们也会承受稀缺所引发的带宽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