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大孚飞跃会举办两次选品会，召集各地经销商前来选品。经销商们会从1500多种样品中挑出30～40种，让大孚批量生产。这是一种类似于“大数定律”般的市场策略，靠着海量样品“赌”出爆款，即单品年销量超过50万的品类。
由于疫情，2020年选品会到现在都还没开，刘网生一直惦记着。但一位销售人员跟他开玩笑说：“不开也好。去年人家选出来的样品，我们到现在也没能生产出来给人家。”
1500种样品里选出30～40种，这是因为当前能实现量产的只有这么多种。刘网生解释，这是因为硫化鞋工艺繁琐，而当下供应链还有短板。硫化鞋的制作需要提前准备很多原材料，起订量至少3000双。相比之下，冷粘鞋只需要约500双。“去年产能缺口就有20%～30%。”
这与目前的经销模式有关。单点授权的模式让经销商数量变多，众口难调，单品预订量就小，如长三角地区喜欢纯色浅色、中原地带喜欢大红大紫等。有些样品前景很好，却无法量产。“经销商心疼，我也心疼，我都知道，但是没办法。”刘网生说，这种模式有利有弊，但目前最适合大孚飞跃这种体量不大的民营品牌。
同时，多人多面的选品与销售，也常常取得不错的市场效果，飞跃鞋常有年销量50万的爆款单品。“你有时候都不知道哪一款突然火了。”田波说，这与其他一些品牌的市场逻辑有所不同。很多品牌是每年着重力推某几个款式，将资源倾斜，是正向的推广逻辑；飞跃则是最初平均用力，在几十种样品中“赌”出爆款，属于靠市场反馈的反向逻辑。
然而，这种反向逻辑有时导致供应链节奏常被打乱，影响其他款式的生产。“正向主推某几款有资源匹配，火了后能很快量产10万，但飞跃目前还有一定困难。”田波说，由于款式多，飞跃常是几个10万级补单订单叠加，通常要30～45天内补货完毕，稍晚即错过市场热销期。如此一来，其他款式的生产空间就会被挤占，常常缺货。CM线下店里，经典升级款331是常年缺货状态。
这似乎是这个老品牌重启后的必经之途。它体量不大，转型容易，却又没来得及应对转型之后的种种新需求。当多数产能被分配给热销鞋时，创新的空间极其有限。
在鞋类市场，硫化鞋本身有一定的价格天花板，低于同档次的冷粘鞋等。如果想要寻找更高的利润点，开发新产品势在必行——2013～2014年间，飞跃的发展曾一度陷入停滞，刘庆龙将其归因“闭门造车”，即靠着经典款与改良版打天下，产品研发跟不上时代。此后，他们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现在这些人还喜欢飞跃，但等他们30岁之后呢？”
一个前车之鉴就是曾被他们称为“强盗”的法国飞跃。在起步惊艳后，法国飞跃陷入瓶颈，2014年被美国BBC International公司收购，后者拥有全产业链布局，旗下有Champion等知名品牌。巴斯蒂安总结收购原因时说：“我们最开始发展不错，但我们在许多业务上都缺乏经验，这种效率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全球品牌。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可以与之分享经验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帮助我们。”
2016年，星战联名合作之后，刘网生更换了供应商。他在中国最大的硫化鞋生产基地温州瑞安找到了一家他认为制造水平在全国前十的工厂。他雇用了驻厂设计师，负责研发帆布鞋的新款；在广州，他也找到了供应商，专门做冷粘鞋等创新产品。他反复对这些设计师强调，想法比实现更重要，“你们就负责设计，我来负责实现”。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他在大孚橡胶厂做鞋时很不一样，那个年代设计鞋子是靠团队合作，评估数轮，可行性是最重要的参考。飞跃就是这样逐渐做出了1500种品类。
2019年，飞跃与漫威、丹麦运动品牌HUMMEL联名，这些鞋如何实现都让刘网生费了一番力气。比如，HUMMEL联名款中的“HUMMEL”字体覆盖了鞋面与围条，且两处的字体颜色还不一样。刘网生看到草图后，第一反应是觉得国内可能做不了。他想了包括3D打印在内的办法，最后找到了一家喷绘供应商，把围条上不同颜色的字体单独喷绘。仅这一步，就让成本增加了30元。
那款HUMMEL联名鞋的最终售价是300余元，高于飞跃多数品类——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提高附加值。“第一阶段海量样品战术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田波说，现今SKU（库存单位）铺得有点广，导致市场策略无法灵活调整。以CM线下店为例，每个店平均已累计400多个品类，市场很难完全消化。“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做活动都基本只干一件事，就是清仓。”田波说，今年内要将品类减少至150种，聚焦精品。
这似乎是当下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刘网生坦承，飞跃目前还是一个草根品牌，与耐克、阿迪等不具可比性，主要对标的竞争对手是匡威。他自认飞跃鞋的品相不差，但依然很难卖到对方动辄400～500元的价格。目前产品中，飞跃经典款最便宜的仍只有39元，多数产品处于100～200元区间，附加值有限。
田波认为，对于很多年轻消费者来说，飞跃还是一个“年抛”甚至“季抛”鞋，穿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扔掉。有很多知名品牌也曾表达过对飞跃的喜爱，但同时也坦承，现阶段暂时无法合作，因为觉得飞跃与其品牌还不匹配。“举个例子，你穿飞跃可以踩着鞋跟当拖鞋穿，不用心疼，但如果是穿一双GUCCI小蜜蜂呢？”还有人问过田波：“穿你的飞跃鞋会不会影响我踩兰博基尼的油门？”
在田波看来，未来要提高附加值，还得靠品质与设计，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里布局。作为飞跃最特殊的一家经销商，CM在上海为此努力多年，通过自主设计、手绘DIY、线下活动等方式，跟上海这座城市联系起来，赋予飞跃更多文化内涵。“比如在Instagram上，跟‘Feiyue’有关的帖子有4.5万个，超过1万个是我们发的。”田波说，飞跃经典款的销量在CM店里只占10%左右，低于其他经销商平均水平。在徐家汇的专卖店里，通过手绘等方式的DIY飞跃鞋，最高能卖上700元/双。
然而，这些高价鞋通常需要外约设计师手绘，每月只能产出20双。“我们在想办法改造，去做社群、做用户、做内容、做传播，但我们做不了实物生产。”田波说，这是CM这样的经销商和品牌运营商的最大尴尬。“有个最大的先决限制条件，就是我们不是飞跃本身，无法撬动更多资源去推动商业上天翻地覆的变化。”
刘网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自认只会做鞋，缺乏运营品牌的能力与经验。他说，自己目前能做的，是先补齐供应链短板。飞跃在温州瑞安的最大代工厂此前有8条生产线，约有6条生产飞跃。在疫情之前，工厂就已决定增资扩产，新开了一个厂区，增加12条生产线，8条供应飞跃。2020年4月，国内疫情逐渐平息，被按下暂定键的新厂区已开始重启。
刘网生说，短期内飞跃的草根形象仍难以改变。他决定将“大孚”独立出来，以大孚橡胶厂老文化为根基，单独打造一个品牌，目前已完成产品定位等工作，在办公室展厅里摆上了数双设计样品。“我们想重点开发一些精品线。”刘网生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挖掘过去的老文化，没有这些东西，新的品牌成不了的。它就像你建一个高楼大厦一样，基础不打好的话，上面造得再漂亮，也是不能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