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评论员王攀】方方的武汉日记为何会走红？因为有温度，有悲悯；有内容，有亲历；有分寸，有信任。
方方的文字是暖的。因为她是一个作家，原本就是驾驭文字的高手；那么结合眼前的一切，写景状物，身边琐碎，入文成篇，就会亲切自然。比如她写武汉的阳光，写眼里的绿植、屋外的明亮，还有拿到巧克力时的惊喜，想到分给同事孩子的那种美好等等。在武汉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些就显得特别的温暖而且明快，像一串透明珠子在阳光下。日记中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城市的文字素描家，寥寥数笔，把武汉的人间烟火，特殊时期的武汉城市形象，那里的人，那里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通过明亮而温暖的笔触呈现出来，而读者又能在这份平静和温暖中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要知道，对于外界来讲，会充满很多好奇；尤其是一些好的不好的消息，那么怎么来审视，显然方方日记就是一个出口。而且会让你流泪，但不气馁；属于带泪前行的那种。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文字是暖的，内容是干的。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思考，那么她看到的武汉，就是一个思考之后的武汉，本身就会显得有力量。这时候又有着各界朋友，比如医生等，又对方方充满信任。这是对作家的信任。作家是一个社会的良心。作家是观察者，是游离者，有独立的精神和思考。所以她被人信任，然后别人把第一手的资料给她。那么每一次的日记，就会有料，有内容。方方的武汉日记，就像一个新闻，因为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而日记，也是明天的历史。它们是一致的。日记是私人的，但事儿是公共的；尤其是这个事儿有足够大的时候，那么这个日记，就具有了史料的价值。而因为是日记，而不是新闻，又是私人的，就显得可贵的真实。
方方的表达是有分寸的。它不激烈，但仍旧让人感到力量；它温暖，但不软弱；它沉郁，但不沉闷；它有感情，但不泛滥。在一种克制的表达范围内。这当然是作家的技巧。作家是通过冷静的笔触，把所要表达的呈现给读者，但它是一种默默的引导，是蕴而不露。然后给受众留下思考的空间，回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受众可以去填补；而因为有了填补，读者就有了参与其中的在场感。这原本就是文学创作的魅力。而这种魅力，用在疫情这样的事情上又恰到好处。因为它又变成了一种安全的分寸感。所以，方方的文字每篇都引起了足够大的反响，就连方方也说看到那些阅读数据，都感觉特别吓人。但方方的文字，仍旧在网络上流传，没有受到影响。就归功于这种分寸感。
而亲历现，身在其中，这显然又是方方的独特优势。要是换成别的地方的作家，那就写不出来；因为不在现场，而且不是土生土长在现场。这事儿，哪怕一个优秀的作家现在去武汉，如果不是本地人，那么对于武汉的市井人生，风土人情，城市性格，也是无法揣摩透的。也就写不出来那种特有的味道。像那个武汉大姐的抱怨，网络刷屏，也就方方解读起来得心应手。这显然是根植于武汉，才能写出来的。亲历现场，而且又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才能恰到好处的表达。我不太认同，因此说别的作家怎么着。方方日记的走红，有着其独特的优势。这些是无法比拟的。
当然，还归于一个作家的悲悯。悲悯心，是一种最可贵的情怀。因为悲天悯人，那么作家的文字就有打动的力量。就知道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应该写给谁听，不应该写给谁听，或者说哪怕写给谁听，她该怎么去表达，以谁的视角，谁的立场，什么是第一位的、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恪守的。所以当看到那个“歪歪扭扭七字遗书”的报道，她立马点到不是七个字，而是十一个字，除了“我的遗体捐国家”，还有后面“我老婆呢”。这就是立场，这就是悲悯。而当有了这样的悲悯之后，那么她的表达，她的文字，就自然获得了广泛的号召力。悲悯，应该是所有文字工作者都应该有的。否则那就失去了作为文字工作者基本的底线和道德良知，那么也就失去了读者。方方停下小说创作，写封城日记。没有把自己停留在书斋了，也没有觉得看不上日记这种文题，相反是坚持；这千把字不是容易写的，耗神耗力，但仍旧坚持，这就是悲悯。是一个作家面对社会，面对社会重大事件，该有的态度和行动。只有悲天悯人的人，才会勇敢的去做，才不会为身份，为光环，为其他而考虑太多。
而当有了这些之后，方方也就获得了信任。方方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也呼吁了很多。对于市民，对于政府，对于防控，对于舆论等，她都是没有回避。比如她呼吁大家配合，她说措施不能太激进，否则下面官员完不成，她给防控写建议等等。但你会发现，大家都是一种信任的状态。为什么？就是因为方方拥有了前面的那一切。有温度，有分寸；有内容，有亲历；有悲悯，那当然就有了来自各方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不只是读者的支持，大家每天都在期待方方的日记，半夜更新，然后阅读瞬间爆棚，就是一种期待、一种信任；而且她的那些朋友，各行各业，国内国外，也都愿意把看到的知道的告诉她，然后让她写出来，也是一种信任。其实，这都不是毫无来由的。这就是方方日记走红的原因。
一个方方武汉日记，干倒了多少正能量宣传——尽管这不是方方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