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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共和党人在迈阿密举行会议，提名尼克松连任。在他进行演讲之后，大厅里的代表和支持者被允许会见总统。他站在台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过去和他握手。在长队中有一个年轻人，17岁左右，来自新泽西。他没有门票却来到了迈阿密，但当天下午他还是设法弄到了一张票，轮到他跟总统握手的时候他说：“总统先生，我是民主党人，但我支持你。”尼克松看起来有点儿困惑。尽管尼克松在讨好民主党，但显然他并不想在共和党会议之际和民主党人握手。
当年秋季，这名年轻人去了号称“自由主义的堡垒”瓦萨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瞧不起尼克松的学生。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说尼克松是在撒谎掩盖真相。猜猜然后发生了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这位男士继续支持尼克松的话，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他忽视了同学们的共识，1972—1973年始终支持尼克松。他在新泽西很活跃，加入了亲尼克松集团，而当地委员会的宪章就是拯救总统。很快，他当选为副总统。“水门事件”听证会之后，在“星期六晚大屠杀”中，尼克松滥用职权，解雇了政府特别公诉人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但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尼克松。直到1974年7月，尼克松辞职前不到两个月，他才终于相信尼克松一直在撒谎。
多年以后，那个年轻人想知道，为什么他这么久之后才面对事实真相。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我理应知道答案，因为我就是那个年轻人。媒体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我一直在关注新闻，并密切地关注“水门事件”听证会，可为什么我还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尼克松？
当事实与人们的观点相违背时，人们不愿面对事实，我们不该觉得这很奇怪吗？就在开国元勋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 ）中的“联邦党人第十篇”（Federalist No. 10 ），也是最受追捧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麦迪逊写道：“只要能将理智和自爱相连接，人的观点及其激情便会相辅相成，而且前者将会是后者依附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因为爱自己，所以爱自己的观点。那么，如果这些观点与事实相冲突呢？我们会选择自己的观点。
但是，麦迪逊并没有抓住起作用的机制。正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指出的那样，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我们想成为正确的人。研究表明，认为自己总是对的人会生活得更好。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小，身体更为健康。他称，这是我们心理免疫系统的一个关键因素。
此外，我们对不同的观点有着不同的热情。我们会做一些区分，认为某些观点更加宝贵。心理学家埃里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阿伦森招募学生（全都是女生）参加一个据称很热门的讨论组：探究性的奥秘。但在加入之前，学生们必须参加一个入会仪式。对有些人来说，仪式相当平淡无奇。她们只需要大声地朗读与性有关的词汇列表，如妓女、处女、爱抚等，而其他人却要经历更艰难的仪式，她们必须在公共场合大声说很多猥琐的词汇，包括“性交”等。这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吗？在参加完入会仪式之后，所有女性都被允许加入讨论组，该讨论组已经在进行中。但这样做的时候，她们发现这并不是她们想象的好玩的甚至有点儿大胆的组织，讨论话题也并非人类性行为，而是低级动物性行为。其他参加者都很迟钝。她们说话吞吞吐吐，音量很小。你根本听不懂她们谈话的内容。本该很有趣的事情却枯燥不堪。事后，询问这些学生是否喜欢这个组织，你猜她们说了什么。这场经历对那些被要求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脏话的女性来说，是很尴尬的。
你会想到那些经历了更麻烦的入会仪式的人，会更令人不安，因此她们更有可能谴责那个讨论组。她们被骗入了一个和预期不同的组织。相反，如果她们为自己辩护，理由真的很简单。与其他经历简单入会仪式的女性不同，她们需要经历一些苦难。她们无法仅用一个“哦”字就把经验写下来。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脏话是很伤自尊的。在实验结束时，她们面临着认知失调。一方面，她们认为自己很聪明；另一方面，她们知道加入这个组织是愚蠢的。这使她们处境艰难：要么承认自己不如她们想象的那么聪明，要么她们坚持认可该组织的实验目的。你会做何回应？
埃里奥特·阿伦森的研究证明了认知不一致不是机会均等现象。与詹姆斯·麦迪逊相反，我们不太可能在事实面前捍卫我们自己的所有观点。我们只有在觉得有自我价值时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做出的决定事关我们是否聪明时，我们更倾向于为它辩护。（该分析被称为正当性理论。）这在哪种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是当我们坚持某种观点需要付出代价时，就像我为尼克松辩护时那样。正如心理学家卡萝尔·塔佛瑞斯（Carol Tavris）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投入大量精力，结果却发现毫无用处、有害或者就是无聊”时，我们就需要减少自己所感到的不一致性，即我们自认为很聪明的坚持和我们“只是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做了一些根本不值得做的事情”的事实。我们的做法就是双倍下注，彻底维护我们原来的决定。这就是我在瓦萨学院的做法。过了好久我才发现，我为尼克松而做的斗争，根本不是关于尼克松，而是关于自己的。
那么，既然选民在“水门事件”爆发后就可以明白的事，为什么他们要一直推后呢？抛弃尼克松就意味着要告发自己。选举表面上看是关于尼克松的全民公决，而一旦人们决定支持他，这也就成了关于他们的全民公投。对选民来说，“水门事件”根本不是尼克松的事，而是关乎他们自己的事。他们为尼克松辩护得越多，他们在其生存中的赌注就越大。
政治总是有关选民的。关于他们的感受，很明显我不愿意说出来，但这很容易忘记。当一个政客准备上镜时，他会做什么？他会扯一扯领带，理一理头发。他所做的假设也是我们经常做的假设，即上镜是候选人的事。事实并非如此。上镜并非是他表现怎么样，言谈怎么样，也并非是他多善于表达，而是关于镜头另一边的选民是如何看待他的。他让选民觉得他很呆板还是很聪明？让选民感到乐观还是悲观？他的头发是否有型？他觉得如何措辞都没那么重要。
竞选活动绝不应该只是关乎候选人，更应当是关乎选民。巴拉克·奥巴马相信是他的故事让他成功当选。这是草率思考的错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尽管故事对一名领导者的成功至关重要，奥巴马错误地使自己而不是选民成为焦点。尽管他的故事十分吸引人，但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它让选民自我感觉良好。正如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斯蒂尔·斯蒂勒（Shelby Steele）推断的那样，奥巴马让别人觉得给黑种人投票也很好。给奥巴马投票更像是对几百年来的民主主义的一种救赎。公共安全专员布尔·康纳（Bull Connor）放任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黑种人儿童，自此之后美国人在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而这让白种人觉得这是自己的功劳。这是奥巴马能够获选的众多原因之一。
最终，政治都是关于选民的。11个月以来，对理查德·尼克松很有利。接着，腐败和丑闻像潮水一般铺天盖地地覆盖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于是选民关于他是无辜的受害者的看法被冲得一干二净，成群结队地抛弃了他。最后，真相才重要。但转折点是什么呢？一位大学教授及其赛艇队队员提供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