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理性的背后，是希腊人自由的人性理想。唯有将“自由”置于人性理解之核心地位的民族，才有可能对纯粹的科学如醉如痴，因为，纯粹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自由的科学出自自身（内在演绎）、为着自身（为科学而科学），因为所谓自由也就是出自自身、为着自身。从希腊时代以来，西方人的自由从来就是个体的自主、自决、自立、自足
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是希腊文明传递给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基因。对中国人而言，是否有情有义有爱，是判断人之为人的标准。儒家用“仁”字来概括这一人性理想。这一人性理想与中国文化的血缘亲情特征相关，而血缘文化又与农耕文明氏族同居、不喜迁徙的社会秩序相关。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喜迁徙流动，因而形成了高度契约化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是被默认的前提，维护这种个体的自主、自立、自足，是维护这种契约化社会秩序的前提。
希腊形成了高度契约化的社会秩序 图源：Daily Express
自由的科学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批判性，一个是它的非功利性。
自由的学问是质疑和批判的学问。对不同的意见可以进行相互批判。这种知识态度与希腊的民主制有关，而在东方专制社会里，盛行的是对权威的崇拜以及知识的神圣化，决无可能养成质疑和批判这样的知识态度。
古代希腊人生活的希腊半岛多山，没有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因而也无须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从而没有形成如东方社会那样的水利农业，以及建立在水利农业之上的东方专制政体。希腊半岛地理上的多样性导致了希腊文化的多样性：希腊社会由大大小小的城邦所组成。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谓人就是住在城邦里的动物，而住在城邦里的人就是“政治的”人，政治的人是要承担起公共事务的人。希腊城邦制让自由民成为自由的。
希腊人自由的谈论政治成为风气，柏拉图的对话充分展示了希腊人是如何热衷于讨论正义、法律、理想的政体和理想的统治者这些政治话题的。在辩论过程中，话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政治话题，而涉及到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这种自由的辩论之风是构成希腊自由的学术的社会学基础。在希腊哲学家们之间，这种自由的辩论风气表现为熟悉各家思想并相互批评。
柏拉图（Plato） 图源：City University of Seattle
“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互相了解大家的思想并互相批评。在很多情况下只要阅读哲学家们自己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些话经后来的撰述者的引用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巴门尼德之后的哲学家中，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两位都采用了他的原理，认为无不能生有，并用类似于巴门尼德本人使用过的术语进行重新表述。在这之前，赫拉克利特在好几个场合提到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4]
这种相互批评的思想传统对于造就自由的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希腊哲学诞生之前的神话世界观、更早以及同时代东方社会盛行的神话世界观，都没有经受批判性的洗礼，因而经不起理性思维的进一步推敲。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蒙－拉为什么会每天都驾着他的船只航行一次？为什么不同的季节沿着不同的天空路线航行？埃及神话没有给予解释。神话宇宙论往往还提供好几个版本，但各种版本简单并存，版本之间的优劣没有进一步加以辨别，那怕相互矛盾也不予理会。希腊哲学的批判和辩论传统，为纯粹知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由的学问是超功利、非实用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
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对希腊人来说，数学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用性学科，而毋宁说是培养德性的学科。
追求自由的知识，与希腊人视自由为最高的人文理想有关[5]。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种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中提到了自由学术起于“惊异”，但源于“闲暇”。自由的学术不是起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起于对世界的“惊异”。有所惊异者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因而为了摆脱无知而求知。但是，这种无任何实用目的、单纯为了求知而从事的学术，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闲暇[6]。亚里士多德说，“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图源：brasenosecollegelibrary.wordpress.com
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7]
自由的学术建立在学者的生活无忧之上，而这一点靠的是希腊奴隶制，正是希腊奴隶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优裕的生活及闲暇。希腊的奴隶有两个来源，一是战争中的俘虏或者外邦人，一是城邦内部自由民因贫困撩倒沦为奴隶。奴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在城邦事务中发表独立的意见[8]。大量的奴隶使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使希腊哲学家养成了轻视手工劳动的习惯。
自由的学术不顾及学术的现实功用，而自由的学者也不受雇于任何政府、企业或老板，它根本上不是一种可供养家糊口的职业。“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要么自己拥有财产，要么是以担任私人教师、医师或工程师为生，因为不存在自然哲学家或科学家这一类职业。
因此，希腊科学是空悬在社会学的真空之中，自然哲学家们进行的是毫无实用价值、似乎也毫无意义的个人研究，有时还要受到敌视和嘲笑。”[9]在希腊古典时代，城邦并没有用国家的财力设立为国家服务的教育和科学机构，以支持科学和教育事业。希腊的教育和科学活动都是民间活动，但并不是所有从事教育活动的人都称得上学者、哲学家。苏格拉底时代的许多智者（sophist）就被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学者，因为他们靠教人辩论术、帮人打官司挣钱，因为必须为客户服务，所以他们做不到自由的思考。柏拉图甚至称智者的工作为奴隶式的工作。希腊的哲学家纯粹出于个人求知的兴趣从事学术研究，这是空前绝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