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仁·德拉克罗瓦《希阿岛的屠杀》，布面油画，1824年
提到艺术，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优雅安静，但实际上艺术界经常会发生激烈的斗争。这种行为不是艺术家、艺术团体为发泄情绪的“幼稚”做法，而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必要保障。
打群架？下战书？
艺术流派间的竞争绝不是一群人凑在一起打架，或是齐聚一堂进行一番唇枪舌战就能解决。他们需要以作品“斗技”来证明实力。当然，人数对艺术流派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拥护者的数量也是实力的表现之一。
欧仁·德拉克罗瓦《自由领导人民》，布面油画，260×325cm，1830年
人们对艺术流派间竞争的故事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了解：新古典主义代表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与浪漫主义代表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纠缠不休、彼此争斗；印象派命名来自于保守派对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画作的嘲讽等等。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雅克-路易·勒布朗夫人》，布面油画，119.4×92.7cm，1823年
欧仁·德拉克罗瓦《La Grèce sur les ruines de Missolonghi》，布面油画，208×147cm，1826年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陷入竞争中的艺术家都会在无意间偏向于所处流派，很多人认为单凭他们留下的传记去了解历史是不公平的。如果从第三方视角来看，情况又会如何？
在上世纪初期，许多中国艺术家选择前往欧洲留学，以此增强个人艺术修养，其中就包括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大师。而徐悲鸿和刘海粟就曾因对印象派和野兽派看法不同而争吵不休。
保罗·塞尚《Le Bassin du Jas de Bouffan》，布面油画，46.1×56.3cm，1876年
亨利·马蒂斯《View of Collioure》，布面油画，59.5×73cm，1905年
徐悲鸿用“庸、俗、浮、劣”对野兽派大肆批评。他看不惯这些作品中浓重的色彩和奔放的笔法，甚至用侮辱性的话语评价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称他是“马蹄死”。而刘海粟则极为欣赏这种全新的艺术流派，二人关系极为不合，徐悲鸿甚至因此拒绝与其共同参加画展。
安德烈·德兰《Charing Cross Bridge, London》，布面油画，1906年
诗人徐志摩虽支持刘海粟，但认为二人不必因此而产生矛盾，于是准备劝和。在他指出希望徐悲鸿不要用过于严重的言语谩骂马蒂斯时，却只得到了对方的冷暴力处理，事情也因此不了了之。
亨利·马蒂斯《科利乌尔的风景》，布面油画，46.1×55.1cm，1906-1907年
事实上，印象派与野兽派之间并没有那么水火不容，有些印象派的艺术家后来也向野兽派发展。而徐悲鸿就像是一个狂热追星的“粉丝”，为了喜爱的艺术流派，连原本优雅而重礼仪的艺术家形象都顾不上了。这不就是生活里为了偶像与周围人争吵的普通网友吗？
安德烈·德兰《Baigneuses》，布面油画，38×46cm，1908年
中世纪艺术过于脱离现实，于是呼吁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流派出现；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过于奢华矫饰，才有端庄优雅的新古典主义将其取代。
艺术之所以能不断向前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旧流派之间的斗争。艺术流派的更替从没有成王败寇的说法，它只是为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的产物罢了。
保罗·塞尚《玩纸牌的人》，布面油画，60×73cm，1892-1895年
倔强的艺术家
艺术家的个人斗争与其所处环境无关，有时只需一个微小的契机，便会让他们与友人、师门、家人，甚至是整个流派决裂。艺术家之间关系不和既可能是因为生活琐事，也可能是在创作中爆发，但事件的导火索往往是其作品。
巴乔·班迪内利《自画像》，布面油画，1530年
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与巴乔·班迪内利（Bartolommeo Bandinelli）都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家。二人原本是同门师兄弟，但却从求学时便水火不容。班迪内利经常在背后诋毁切利尼，甚至在其作品完成后，向资助的贵族进言切利尼的作品会被公众厌恶。
本韦努托·切利尼《帕尔修斯斩杀美杜莎》，雕塑
但事实证明，切利尼的艺术天赋不容小觑。其作品《帕尔修斯斩杀美杜莎》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展出的第一天便受到了市民的高度夸赞，并没有像班迪内利所说的被嫌弃。
切利尼本身也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二人一生因创作冲突不断。而和他们比起来，艺术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则显得无辜得多。
埃德加·德加《苦艾酒馆》，布面油画，92×68cm，1875-1876年
艺术家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与他原本是挚友，但马奈却因德加为其所创作的作品大为恼火。
画面描绘了其妻子专注于弹琴而艺术家却百无聊赖的样子。马奈认为这幅画反映了他与妻子之间关系不和，德加后来发现他用刀划破了画作中妻子的脸。原本只是为好友画肖像却挑起了对方的家庭矛盾，二人也因此关系破裂。
埃德加·德加《马奈夫妇》，布面油画，1868-1869年
但和艺术家阿尔西普·库茵芝（Куинджи Архип Иванович）比起来，前两者的经历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是与整个俄罗斯巡回画派斗争。
库莱茵的作品风格明媚而浪漫，他在加入巡回画派后可以说是中流砥柱，其作品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此时的艺术家正处于事业的辉煌期，但这一切都被一封匿名信打破。
阿尔西普·库茵芝《Chumatsky tract in Mariupol》，布面油画，1875年
阿尔西普·库茵芝《Forgotten village》，布面油画，1874年
1879年的某天，一家报社在艺术评论版块刊登了一篇文章。其内容主要是认为库莱茵的创作不符合巡回画派的整体风格，艺术家千篇一律地使用特殊颜料进行创作令人厌烦。这篇文章在当时的艺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一边为库莱茵打抱不平，一边又好奇究竟是谁写了这样一封匿名信。
阿尔西普·库茵芝《Autumn thaw》，布面油画，1872年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巡回画派评审委员会的克洛德。库莱茵公开表示，要求委员会将克洛德开除，但因为他是皇家美术学院的教授，没有人敢得罪他。库莱茵多次申诉无果，最终主动离开了巡回画派。
阿尔西普·库茵芝《Der Elbrus, Mondnacht》，布面油画，36.6×55.4cm，1890-1895年
很多评论家认为，巡回画派厚重的画风的确会限制库莱茵的发展，长久发展下去，艺术家必定会选择离开。但这样不欢而散的结果并非人们所期待。当自己的创作被质疑，再温柔的艺术家也会变得强势。
阿尔西普·库茵芝《Christ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布面油画，1901年
斗到圈外？
当艺术界内变得和谐，艺术圈外的组织又开始“故意找茬”？艺术家借动物表达理念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往往一不小心，就会引来环保人士的抨击。
皮埃尔·于热《人类》
艺术家杜克·莱利（Duke Riley）曾策划过一件以鸟为题的艺术作品《长夜飞行》，他将LED灯绑在3000只鸽子身上并在夜晚将它们放飞。这一作品引起了当时民众的抗议，认为艺术家这一做法过于残忍。
杜克·莱利《长夜飞行》，天空中的线条是通过延时摄影技术记录的鸽子飞行的轨迹。
虽然公共艺术组织Creative Time在展出前便开始评估项目风险，向各方面专业人员寻求帮助，但抗议者们对这一系列做法并不埋单，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艺术家在敷衍群众，于是向市政府抗议。一件原本以展现鸽子的飞翔轨迹为观众带来美感的作品，却因彼此不理解而弄巧成拙。
达明安·赫斯特《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
即使艺术家在创作前做了再多准备工作，也总会有人对此“不埋单”。对艺术家来说，有争议也是好事，因为这证明其作品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反对声能帮助艺术家更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创作，但如果因此便畏首畏尾、故步自封，就得不偿失了。
达明安·赫斯特《The Golden Calf》
有时候，斗争的主题会涉及到人权、法律等沉重话题，其结果也并未给当时的艺术家带来任何好处。但这样的斗争并非无意义，其在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后往往会影响时代的发展。
弗兰克·鲍林《Upright》，布面油画，188×135cm，2012年
1963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让黑人民权运动到达巅峰，而艺术家们又如何用创作体现黑人意识，支持这场运动呢？
弗兰克·鲍林《Spreadout Ron Kitaj》，布面油画，228.5×286cm，1984-1986年
一群被称为“Spiral”的非裔艺术家在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用艺术表达他们的信念。而艺术家萨姆·吉列姆（Sam Gilliam）以马丁·路德·金遇刺当天为题，创作的作品《April 4》更是其中的杰作。观者甚至不需要知道其背景，就会被画作中的悲伤所感染。
萨姆·吉列姆《April 4》，布面丙烯，279.4×456.6cm，1969年
艺术大师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虽为白人艺术家，但都对当时的黑人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黑豹》的封面，到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的彩色抽象主义画作，每一件都透露出黑人在当时虽处境困顿，但乐观、不放弃斗争的精神。
埃默里·道格拉斯《We Shall Survive Without a Doubt》，1971年
在当时的美国，黑人艺术很难在美术馆、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这一系列举动在人们看来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无人关注。但正是因为他们永不放弃的斗争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创作，才能让人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到当时黑人艺术的模样。
弗兰克·鲍林《Sacha Jason Guyana Dreams》，布面油画，178×136cm，1989年
这些斗争从不是为了发泄个人情绪的幼稚行为，它是艺术家反抗命运、追求更高层次艺术成果的象征。正是因为有这些看似不和谐的艺术斗争存在，艺术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一直向前发展。
[编辑、文/张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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